我军统少将，写谍战出名不奇怪吧 - 第100章 《借枪》引热议

    回到家后的沈逸川努力地从绣春刀的剧情中跳了出来，此时《借枪》已经连载到了第三章，沈逸川在茶馆里把这三期的报纸摊在桌上，从头到尾读了一遍。
    他写熊阔海失去与上级的联繫，洋行倒闭，没有收入，不敢告诉妻子周书真，每天早上假装去上班，实际上在街头游荡。他在公园长椅上坐到中午，花几分钱买个烧饼，下午继续游荡，傍晚装作疲惫地回家。周书真给他添饭，他推说“吃过了”，把碗里的米拨给她。
    沈逸川写这段的时候，脑中浮现的是自己在九龙城寨板间房里的日子——同样的困窘，同样的隱瞒。那时候他坐在破旧的桌前写《潜伏》，林婉清端饭进来，他说“先放著”，其实是不想让她看到自己吃不下。
    他放下报纸，靠在椅背上，长长地呼了一口气。
    茶楼里比平时安静。沈逸川坐在角落里，要了一壶乌龙，帽檐压得很低。他注意到靠窗那桌坐著几个老读者，都是五十来岁、头髮花白的男人。桌上摊著当天的《香港商报》，翻到《借枪》连载版。没有人说话，只有翻报纸的声音。
    沈逸川端起茶杯，假装在看窗外，耳朵竖著，一个字都不放过。一个头髮花白的老人读到熊阔海在公园长椅上吃烧饼那段，忽然摘下眼镜擦了擦，重新戴上，继续往下读。他的动作很慢，擦眼镜的时候手指微微发抖。
    坐在他对面的人放下报纸，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杯盖碰著杯沿，发出细微的瓷器碰撞声。他把茶杯放下，说了一句：“这写的就是我们。在香港，多少军统的人是这样活著的？”
    旁边的人接话，声音压得很低：“我不是没饭吃，是不敢让家里人知道我吃不上饭。”
    另一个靠在椅背上，看著天花板，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了两下：“当年我三个月没收入，每天出门『上班』，在码头坐到天黑。我老婆以为我在做工，其实我连扛包的力气都没有。”
    有人轻轻嘆了口气。沉默了一会儿，那个头髮花白的老人戴上眼镜，低声说：“熊阔海至少还有个老婆能瞒。我连老婆都瞒不住。她看我瘦了，把饭省给我吃，自己饿著。”没有人接话。茶楼里的安静持续了很久。
    沈逸川坐在角落里，把这些话一字不漏地听进去了。他写的是中共地下党，但困苦是共通的。那些在香港街头游荡、不敢回家吃饭的人，有中共地下党，也有军统特工。他们都一样。
    晚上，林婉清读完当天的连载，把报纸叠好放在茶几上。她靠在沙发上，手指在报纸的边缘慢慢摩挲著，像是在想什么。沈逸川从书房出来，在她旁边坐下，问了一句：“怎么样？”
    林婉清想了想，说：“周书真比我苦多了。我至少还有你。她只知道丈夫在『上班』，其实他在街上饿肚子。她什么都不知道。”她顿了顿，“你还记得我们在九龙城寨那会儿吗？你每天把自己关在屋里写稿，我端饭进去，你说『先放著』。我那时候以为你不饿，后来才知道你是写不出来，著急。”沈逸川握住她的手，没有说话。
    张一鹤的电话是在第二天下午打来的。
    “沈先生，信箱又爆了。”他的声音里带著一种“你猜怎么著”的兴奋，“这一次读者问的不是剧情走向，是『为什么跟《潜伏》《悬崖》感觉差异那么大』。你得自己来看看，还是我让人送过去？”
    “送过来吧。”
    小伙计扛著鼓鼓囊囊的帆布袋来了。沈逸川打开袋子，一封一封地拆。大部分信都在问同一个问题——“熊阔海怎么这么惨？”“余则成不是挺风光的吗？”“周乙在哈尔滨警察厅不是很体面吗？”。
    他把信按內容分成几摞，最厚的那一摞標题是“为什么不一样”。他拿起笔，在下一期“少將信箱”的稿纸上写下了回復。
    “潜伏中的余则成、悬崖中的周乙，都是潜伏在保密站或特务科高层的特工。他们有身份、有资源、有整个团队为他打掩护。而熊阔海潜伏在外围，没有编制，没有经费，甚至连上线都找不到。他才是绝大多数特工的代表。余则成、周乙那样的，少之又少。”
    他写到这里停了一下，又加了一段：“不管在哪里，作为特工都充满了危险与挑战。尤其是底层特工，为了掩盖身份，往往要自己解决生活花销问题。如果一旦失业，比普通人还要惨。因为他们不能去应聘普通工作。我写熊阔海，是想让读者看到特工的另一面。不是每个特工都是余则成。其实在潜伏中也好，悬崖中也罢，里面有很多特工为了掩护主角牺牲的场景，比如药铺掌柜为了掩护余则成咬掉了舌头、哈尔滨地下组织为了不暴露周乙方的身份，明知道特务科要进行大搜捕，只能眼看著大批地下人员被捕.......只是这一次，我以他们为主角了。”他把稿纸折好装进信封。
    张一鹤又打来电话，念了一封有代表性的来信。署名“一个曾经想嫁特工的女读者”，字跡娟秀，用的是淡蓝色的信笺。张一鹤念得慢，像是在斟酌每个字的重量。
    “李少將先生，我以前看《潜伏》《悬崖》，觉得特工很酷，嫁给特工一定很刺激。现在看了《借枪》，我觉得太苦了。熊阔海连饭都吃不饱，他的老婆什么都不知道，还要假装一切正常。我不想嫁这种人了。”
    沈逸川握著听筒，沉默了几秒：“这封信，我得回。”
    他掛了电话，走进书房。檯灯的光照在稿纸上，他拿起笔，想了一会儿。他想起林婉清——她跟著他从重庆到南京，从南京到香港，差点饿死，从没说过“我不想嫁这种人了”。他低头在稿纸上写了一句话：“特工的酷，不是杀人不眨眼，是吃不上饭的时候，还能对老婆笑著说『我吃过了』。”他把这句话写进专栏回復里，想了想，没有再添別的。说得太多，就假了。
    沈逸川的回应见报后，读者来信更多了。张一鹤在电话里念了几封。有人说“明白了”，有人说“还是觉得苦”，有人说“李少將你太狠了，把我的幻想打破了”。
    还有一封写得很长，是一个中年妇女的笔跡，信纸皱巴巴的，像是写的时候哭过：“李少將先生，我丈夫抗战时在上海就是做地下工作的。他从来不跟我说工作的事，我只知道他每天早出晚归，有时候几天不回来。我以为他在外面风光，看了您的《借枪》才知道，他可能连饭都吃不上。他牺牲五年了，我现在才知道他受了多少苦。谢谢您。”
    沈逸川把这封信看了两遍。他把信纸折好放进抽屉，和那些剪报放在一起。
    张一鹤在电话里笑著说：“沈先生，你的读者现在分成两派。一派觉得你写得真实，一派觉得你毁了他们对特工的幻想。”
    沈逸川靠在椅背上，看著天花板上的那道裂缝：“幻想本来就不该有。特工不是用来幻想的，是用来尊敬的。”
    窗外九龙塘的夜风轻轻吹过，他看著窗外的万家灯火，一盏一盏的，像是一个个沉默的家庭。那些灯光后面，有没有人也像熊阔海一样，每天出门“上班”，在街头游荡，傍晚装作疲惫地回家？有没有人也像周书真一样，什么都不知道，只是默默地给丈夫添饭，把碗里的米拨给他？
    他不知道。但他知道，那些灯光后面，一定有很多人正在经歷熊阔海经歷过的日子。不一定是特工，也许是生意失败的小商人，也许是被裁员的白领，也许是从大陆流落到香港、找不到工作的普通人。他们都在撑著，不敢让家里人知道。
    沈逸川站起来，走到窗前，把窗帘拉开。九龙塘的街道在路灯下很安静，梧桐树的新叶在灯光中透著嫩绿的顏色。远处的海面上有几艘渔船的灯光，明灭不定。
    他转身走回书桌前，坐下来，翻开一个新的笔记本。在新的一页上写了一行字：“熊阔海不是一个人。他是一群人。”他把笔记本合上，放回抽屉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