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世界，我们曾经来过 - 那场没敢开始的恋爱

    1995年1月，我搬进了村长家的院子。那时候我十八岁。
    院子不大，一侧搭著厂房，摆著模具加工的机器，平日里嗡嗡响。院子里种几棵青菜，一棵老樟树，夏天枝繁叶茂，特別凉快。他们家四口人：村长本人，年迈的母亲，读高三的弟弟，读初三的妹妹。模具厂里还雇了几个青田来的打工妹，做模具组装和打磨的细活。另外还有一个本地的傻子阿付，脑子不太灵光，但极老实，每天来院子里帮忙扫扫地、整理废料。
    我本身学电器维修的，对机器设备的构造和电路原理本就熟悉，进厂后上手格外快。三天就熟练掌握了模具加工机器的操作、调试和简单故障维修。不再只是搬料的粗活，还能帮著打理机器、处理小毛病。
    而且我这人，从小就有个本事——学话快，要不怎么能在初中的时候当了两年英语课代表呢。在温州待了几个月，连说带猜，温州话已经能跟本地人瞎侃了。村里人觉得稀奇，一个外地小子，这么快就学会了他们的土话，看我的眼神都不一样了。
    再说长相这事儿，不是我自夸，但得说清楚。我这张脸，清瘦，下頜线清晰但不尖锐，五官精致温润，眉骨立体却不强势，眼神清澈，带点少年气的纯真。人家常说的“温润如玉”，大概就我这意思。收拾得乾乾净净，在一群灰头土脸的打工仔里头，確实有点扎眼。不是我自夸，这是实话。
    村长自然也看在眼里。
    他为什么不怕我学技术？因为他心里门儿清。模具加工这点手艺，学会了大把人会，可学会了又怎样？一台机器多少钱？原材料进货渠道你摸得著吗？成品往哪儿销？客户认你一个外来的毛头小子吗？温州人几代人攒下来的家底、人脉、资金，我一个打工仔，十年八年也追不上。他留我下来，不是可怜我，是算准了我翻不了天。相反，我能干、肯钻研、能跟工人们打成一片，还能帮他撑起这摊子活。他呢？他一个浙大毕业的高材生，本可以在城里做体面的工作，要不是父亲突然走了，他才不愿意窝在这个破地方。他巴不得有个人能帮他盯著厂子，他好腾出手去做自己的事，去追寻他的诗和远方。所以一个敢教，一个愿学，一拍及合。
    这就是温州人的精明——不是藏著掖著，是把帐算得清清楚楚，大家各取所需，谁也不亏。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
    村长家的母亲寡居，脸上刻著岁月的痕跡，却总带著一股精明干练的劲儿，平日里在厂里帮著管帐、收拾零件，手脚麻利得很。村长弟弟是个书呆子，一心要考他哥毕业的浙江大学。家里条件好，穿的用的都是牌子货，可他本人不讲究这些，天天窝在小屋里做题，偶尔出来吃饭，穿得整整齐齐，乾净利落，倒也不是那种穷酸样——温州人家的孩子，再书呆子也不至於穿得寒磣。只是他那股子闷劲儿，跟这个满是烟火气的作坊確实有点格格不入。
    村长妹妹，刚上初三，下半年就要升高一。家里有钱，她根本不觉得读书有什么用，每天放学回来，放下书包就扎进作坊里，缠著正在做工的我，在边上和我聊天、唱歌。她满心的喜欢顏色，总爱穿亮色的衣服，裙摆短短的，露出纤细的脚踝，说话直来直去，带著温州姑娘特有的爽朗。
    而且说实话，当地妹子有多开放，我是见识过的。之前在村子里就见过，不少农村女孩穿著三点式在家里走来走去，旁若无人。村长家也不例外。他妹妹在家的时候，常常穿著吊带、短裤，甚至有时候只著內衣就隨意走动。那青春的身体，看得人发慌。起初我还十分拘谨，不敢直视，可时间久了才发现，这不是轻浮，也不是放荡，而是无需遮掩的底气——家里有钱，不用靠取悦谁谋生，不用守著那些刻板的礼教，怎么舒服怎么来。这是温州女性经济独立最直白的副產品。
    妹妹看我的眼神，傻子都看得出来。我在家具厂为小童工打架的事，在这屁大点的地方，早就传得人尽皆知。一个外乡来的年轻人，敢为弱者拍桌子，敢跟老板的弟弟动手，这在十六岁的姑娘眼里，不就是英雄么？再加上我长得帅，说话好听，又会来事，她不喜欢我才怪。
    有好几次，她凑得极近，身子都快融进我身子里了，我心跳得砰砰的，脸上发烫，手脚都不知道往哪儿放。
    青田来的那几个大妹子，个个敢说敢笑、手脚麻利，一眼就看穿了妹妹的心思，也看出我的窘迫。她们常常笑著打趣我，让我入赘到村长家。那会儿的温州农村，“入赘”从来都不是什么羞耻的事，反而是一种精明的家族算计。若是家里无子，招婿上门是再自然不过的安排——女方出房、出钱、出嫁妆，男方“嫁”进来，改姓隨户，既是家庭的劳动力，也是血脉延续的双重保障。青田人流传著一句老话：“寧要温州一张床，不要欧洲一间房。”90年代的温州，家庭作坊遍地开花，有钱、有厂、有赚钱的路子，这些青田大妹子，大多是衝著温州的生计来的，她们觉得我能干、肯吃苦，是个值得託付的人，才会笑著劝我入赘。
    村长也知道这一切。知道妹妹缠著我，知道青田大妹子劝我入赘，知道阿付在一旁傻笑。可他不管。我不知道他为啥不管，难道是他以为我不敢？我只能说，他看人真准。
    我心里直犯嘀咕，难道他全家都对我有好感了？我嚇坏了，心底一个声音不停冒出来——再不走，我感觉真的要出事了。
    可每天看著工具机轰鸣，看著村长母亲忙碌的身影，看著妹妹鲜活的笑脸，看著那几个爽朗的青田妹子，我又觉得这日子热火朝天的，有种说不出的奔头。
    阿付那傻子，一米七六的个子，整天弯著腰还没有我这一米六八的人高，裤腰带都快扎到胸口了，就在旁边傻笑，手上的活却半点不含糊。他不是看得通透，也没有什么藏在骨子里的生存智慧，人家是真傻子。他弯腰，只是习惯性的姿態，或许是常年跟著人学干活，看別人弯著腰，便也跟著弯，无关精准操作，只是本能的模仿；他傻笑，也不是通透，就是天生的模样，对周遭的一切都懵懵懂懂，分不清谁能干、谁不能干，只是见了人就笑。唯有干活的时候，他才会收起那副傻气，跟著旁人依葫芦画瓢，虽不懂原理，却肯下力气，手脚也还算麻利。人家就是这样一个实实在在的傻子，没有多余的心思，简单又纯粹。
    我有时候看著阿付，反而觉得踏实。这世上的事，哪有那么复杂呢？
    直到初夏一天晚上，这妹妹竟然偷摸著进了我在她家的住处，要不是她妈妈的一声吼，清白不保了，这下我再不跑不行了。
    第二天天一亮听到主屋的动静，我马上就去找了村长。
    我说，我要回老家了。
    村长看了我一眼，沉默了好一会儿。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我知道他是真想留我。我这几个月把厂子把他的手艺学得差不多了，机器也打理得顺顺噹噹，他腾出手去跑了几趟外面的事，收穫不小。我走了，他又得自己盯著，那些诗和远方又得往后推。可他也知道，妹妹这事儿闹到这个地步，我不走不行了。
    他没说“別走”，只是点了点头，说：“行，工钱我给你结。”
    他还是没留我。不是不想留，是留不住了。
    温州这边的人，做事乾脆。不拖泥带水，不婆婆妈妈。该留的时候留，该放的时候放，心里门儿清。
    我走的那天，安安静静的。
    只有阿付弯著腰在扫地，他看看我，傻笑了一下，又低下头去，继续扫他的地。
    村长妹妹没有出来送我。
    我背著包，走出院门，走过那条巷子，走到村口。自始至终没回头。
    不是不想回。是不敢。
    我怕一回头，就真的走不了了。
    很多年后，我忘了很多人、很多事，却始终记得那个陷在烂泥里的下午，那座光禿禿的山，那场露天电影，那个小童工接过钱时红红的眼眶，还有村长妹妹凑近时身上好闻的肥皂味。
    记得江风怎么吹，记得姨妈揪我耳朵时手指的凉意，记得温州车站那股说不出的气味。
    也许，这就是青春吧——它不是你想看的三峡日出，而是你蒙头大睡时，船已经开过了。等你醒来，只剩江水一下一下地拍著，像是说：没关係，前面还有更破的海，更禿的山，更离谱的露天电影，更让人心慌的姑娘。
    可你终究会走过它们。带著一身木屑和铁锈味，带著一口半生不熟的温州话，带著不肯弯的腰杆，走进下一个天亮。
    温州那段日子，就这么翻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