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野心家 - 第二五七章 庶贵商政民意足（一）

    中原诸国的君主为商丘之事震惊、为弭兵之约而决断之际，这件事的幕后推手适，却对这场弭兵会毫无幻想。
    所谓的弭兵平衡，要么是两国都内部撑不住打不动了，要么就是一种力量平衡之下的暂时安宁。
    如今来看，只能是后者的平衡，而这种平衡很快就会被楚王被政治谋杀、楚国继承权危机这件事而打破。
    三晋现在可以与楚弭兵，墨家从中做搅屎棍，也能够促成中原的恐怖平衡的和平。
    然而楚国一旦出现继承权危机，这种力量平衡瞬间就会被打破，魏韩绝不会放弃这个机会，很可能即刻撕毁盟约：因为郑国这个此时亲楚仇韩的国家，会因为楚继承权问题放弃前怨，反水亲晋。
    适现在所作的一切，都只能加速楚王的死，因为他之前埋在贵族与王权之间的楔子，加上他与楚王的那次密商，造就了楚人多传言：楚王要变法。
    变法，是楚王的催命符。而墨家那一套财富源于劳作，贵族都是蠹虫的理论，更加速了矛盾的激化。
    适对之后的一切都充满信心，于是对于此次弭兵会也就毫无信心。
    只是，墨子已老，他需要给墨子一个年迈之时可以看到的希望，也希望墨子最后的一点幻想就此破灭：依靠道义和平衡政策以及一个精英组织做搅屎棍维系的和平，根本不可能长久。
    这对墨子很残忍，因为这是他一生追求的劝说君王非攻理念的彻底破产。
    但这对墨家很重要，因为这样会让那些年轻的墨者放弃幻想，做最坏的打算和准备。
    这一切，适都不会说出口，而是在墨家众人一片其乐融融中，诉说着这一次弭兵会成功的可能。
    如果楚王不死，似乎真的可能会有二十年的平衡，晋楚谁先完成变法和农业制度变革，谁就会吞并另一方，二十年足够。
    此时的商丘，不只是墨家众人在欢笑，整个商丘城也沉浸在一片兴奋当中。
    那日之后，宋楚盟约达成，楚人正式退兵，并且与宋人盟誓：宋国自此保持一个绝对中立的地位，拒绝晋楚的任何借路、借兵、强迫进贡等要求。
    如果三晋有对宋人提出无理要求，楚人将会出兵，决不允许三晋染指宋地。
    这看似是对楚人单方面的盟约，实际上这份盟约达成的瞬间，也就意味着并未参加商丘城外会盟的晋人也已经加入了盟约：三晋也决不允许楚人占据宋国。
    商丘百姓欢欣鼓舞，楚人虽然暂时还未退兵，但已指日可待。
    楚人已经在会盟时对楚军宣布退兵，而主职是农夫的楚人对于这样的消息也是兴奋不已，他们也不想打了，想回家种植自己的土地，想着回去还能赶上秋天的收获。
    正如宣义部宣传的那样，他们在这里攻城，家里的老幼没人照料，家里的土地楚王和贵族也不会帮着开垦，而就算攻下商丘赏赐也轮不到他们。
    楚王既然宣布退兵，即便暂时未退，那也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不可能再食言。
    墨家众人倒是趁机和楚军中人说了许多种植技术变革的事，给他们诉说了许多似乎触手可及的希望。
    这一次动员的县兵主要是陈和阳夏两县，也属于淮泗流域，新的耕种技术与宋地正好土地和季节相差都不多。
    商丘宋人既然知道楚人即将退兵，心中也欢喜于今后的美好生活。
    看上去，似乎要迎来十几年的和平了，看上去那些期待已久的生活也即将来临。
    而在这一切实现之前，首先要等到的就是沛县的粮食。
    商丘人这几个月，欠了沛县人许多的人情。
    作为交换，一个崭新的流言开始在商丘城内传播，从工匠会到那些种植为生的农夫，都在欢庆中听到了这个流言，并且深以为然。
    流言大体上是这样的。
    既然沛县人俘获了楚王，解救了商丘之围，那么看起来沛县的军事义务已经做得比许多贵族都要好。
    至少，这一次商丘围城战，很多贵族根本不出力，也根本没有动员自己的私兵参战。
    都说有功既赏，总要酬谢沛县的功劳。
    再者，这一次商丘粮食不足，沛县愿意以低廉的利息供给商丘一部分粮食，而沛县人能够支付这些粮食的基础，就是沛县的变革。
    既是这样，为什么沛县不每年支付之前缴纳的税额，然后承认宋公的合法性，同时盟誓：如果宋国遭受了不义之战的进攻，就会即刻出兵救援，绝无二话。
    这样的流言越传越广的时候，沛县询政院庶民院的选拔事项也已经开始。
    在守城之前，墨家已经清查了城内各家的粮食储备、份田数量，并且为了守城而将商丘城的民众编为什伍。
    虽不比传闻有七万户的临淄，但是商丘城三十里之内，包括城内，庶农工商和落魄贵族士的数量，依旧有将近四万户。
    这些人不只是住在城内，还有部分人是在城外附近居住，结成村社。
    刨除掉一些贵族封田之内的人，依旧还有三万多户，商丘城附近大多都是一些小贵族封地，大贵族封邑都不在商丘，而是在其余地方。
    商丘不是宋国最富庶的城市，陶邑才是，但商丘作为宋都，依旧算是天下雄城。
    这三万多户因为之前守城战中已经编组，所以就按照人数和什伍编制来推举进入庶民院的人选。
    春秋时代的氏族政治和军事民主依旧还有残余，国人还是有控制国都的势力，而宋国之前的每一次政变也都需要先得到民众的支持。
    不管是公子鲍的邀买人心，还是之前几十年的公子德联合六卿逼走自己兄弟，得到民众的不反对是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
    大量沛县本地人对于沛县这三年变化的描诉，也触动了许多商丘百姓的内心最渴盼之处。
    同样是农夫，彼此间交流起来也就更容易，尤其是三年前几乎都是一样境遇的农夫，这种相同感触的交流，有时候比起宣义部的宣传更为蛊惑。
    沛县发展的真正原因是什么不重要，没人会去细究。
    重要的是，沛县此时过得确实比商丘要强，
    只要过得好，那么一切都是合理的，也一切都是更好的原因。
    至于到底是牛耕铁器堆肥带来的？还是沛县的政治制度带来的？这是一个深奥的话题，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讲诉清楚的。
    于是沛县的一切，都是好的，都是强于商丘的原因，正好中了墨家宣义部的手段。
    牛耕、铁器、堆肥种种这些，能够带来多大的变化？
    商丘人与沛县人的交流，也就带来多大的惊诧。
    来到这里的沛县义师，都是亲眼见过墨家的试验田的，也亲眼见证了适用尽一切水肥和良种手段堆造出的一个样板儿。
    大亩产数百斤的小麦，种植后广泛施肥以至于产量惊人的地瓜土豆，那些花开后清香四溢而又个体惊人的玉米，即便只是在试验田中，也依旧让沛县人充满了希望。
    这种希望用着可以听懂的预言，用着手势来比划着，给商丘人带来希望和羡慕的同时，也将沛县的许多制度蒙上了一层充满希望的色彩。
    商丘百姓也想过上那样的日子，尤其是传唱许久的乐土谶诗早已在商丘传遍，于是商丘的百姓开始为了自己的希望，讨论需要怎么样的变革。
    拆公田并私田，将公田赋摊入私田税，这已经成为了商丘民众每日不停讨论的话题。
    固定数额，君主不得私自加税、加税必须得到询政院的许可，也成为了商丘百姓的底线。
    因为宣义部一直在宣扬一件事：如果不定下税额，那么君主就会觉得，之前可以饿不死的粮食已经足够，剩余的全部缴纳上来即可。
    加税权必须掌握在询政院手中，这也是适一项包藏祸心的手段。
    加税权必定会触动矛盾，暂时可能会缓解矛盾，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暂时看起来缓解矛盾的权力成为商丘百姓都接受的权力后，便会变得有趣起来。
    比如：凭什么贵族的封地不征税？凭什么宋国的税额要全部由百姓提供？或者当有一天战争不再是贵族战车为主角的时候，贵族们的军事义务是否还能顶税便会被质疑。
    当经过数年积累富庶起来的民众开始询问凭什么的时候，贵族与庶民之间的矛盾也就会爆发出来：贵族肯定是不愿意在自己封地征税的，国君当然是愿意的，那就联合民众打压贵族。
    民众的力量，不是可以随意借用的，一旦借用的后果往往会超出预计，超出控制，但这是国君和贵族们还不知道的道理。
    固然，这一次推选庶民院成员，除了一部分墨家控制的人之外，还有一部分当地大族或是很有名望的老者。
    但即便墨家无法控制的那部分人，也不得不接受民众的种种条件，否则民众在利益和平日名望间选择的时候，会很容易做出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