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末大军阀 - 1060 土司制度，他们必须接受

    “南诏为权臣郑买嗣所灭，而后大长和又已覆亡，西南诸僰既也愿奉表臣服，朕欲设立于滇地设立宣慰使司，而按各支部族领地大小、族民多寡，而酌情对于各酋首领授以宣抚、安抚、招讨...统称为土官，而授予诸级官职。
    但凡得受我朝册封的部族首领，非但保留管治一方的特权，而且后世子孙不问愚贤，可受封世袭。只是宣慰使司办学设馆，聘汉学儒师为教，土官但凡要承袭官职的子弟，务必入学受教，且承袭时也皆须赴阙受职，袭职者领受诰敕，而家世历代保留由朝廷颁发的金印，便可世有其地、世管其民、世统其兵、世袭其职......
    被授以土官职阶之后，对于那些刀耕火种的部族，朝廷也会要资助扶植，助建房舍，开垦荒田、教习耕种，使其族民能够安居乐业。当然了，这也是全凭己愿，若是哪些首领疑虑我朝会侵夺他们的生杀大权，我朝也不会插手他族内事宜。
    而我朝入主滇地，自然也会派遣流官司掌汉人聚集的城郭镇坊政务。但以土、流分治之法，各部族只要不触犯我朝流官治下律法，在自己的领地之内，大小事宜均可自行定夺......”
    经过深思熟屡，李天衢对李珣等一众文臣侃侃而谈...然而他要治理云南地界的政策并非异想天开的独创，而是要采用参照唐、宋时期的羁縻国策，而由元朝设立，在明朝则达到全盛时期的土司制度。
    大唐时节所设的六大都护府，听起来虽然威风霸气，可实则羁縻制度甚为松散，对于周边诸方势力更似是象征性的统治，只要当地可汗、君王承认中原正朔为宗主，基本上完全可以自治，而中原王朝通常也不会干涉其内政。
    五十多年前，安南都护府府治所在，便为南诏国所攻陷，只得转移至交州另置静海军。所以各处羁縻州府与中原正朔王朝的关系若即若离。中原一统、王朝强盛时，周边各方藩属势力明面上固然会恭敬称臣，可是中原王朝一旦衰微...羁縻势力的首领非但不会服从中原正朔的统治，甚至还会成为巨大的威胁。
    可是土司制度则必然要确认当地处于中原王朝的疆域之内，诸部首领当然在自己地盘世袭其位，手掌生杀大权，但是也先得按朝廷的规章流程来办...而其中有别于唐宋羁縻制度很关键的要素，则是务必要让接受册封的诸部首领知道：
    保证你们世袭统治权力的君主，是中原王朝的皇帝，也不会再有什么南诏王、大长和国王...乃至按史载轨迹后来的大理国皇帝。关起门来，你们尽管自己做主，可如果对外宣称，你们的身份则都是魏朝官员。
    所以当地部族首领，若想要子孙后代世袭自治，那也意味着世世代代务必要顺服于中原王朝，否则哪一支部落以后倘若还要叛乱搅事，魏朝也尽可以出兵讨伐，取缔世袭的首领土司，再另行调遣流官，将其领土并入由朝廷直辖统治...这在其它部族看来，有些人好好的世袭土官不做，而魏朝再出兵征叛讨逆，这不也是名正言顺的？
    而李天衢这一番话说完，参赴议事的一众臣僚也立刻听出些门道来...正当有的人交头议论时，有个年纪约莫三旬出头，而生得仪表俊美的文臣便已击节称赞道：
    “陛下英明！果然高瞻远瞩！按说旧时南诏治下诸族各部风俗迥异于中原，前朝时节恶我则叛、好我则通。也全因山高地远，路途崎岖，如果派遣大军攻取，当地却瘟瘴肆虐，转运艰难，军旅亦无法久留...如果只是按唐时旧制赐封当地蛮酋授以王爵，也唯恐有哪支部族便如当年蒙舍诏那般，吞并西洱河地区诸部，灭其他五诏，而建南诏国，却成了中原正朔的西南边患......
    可是陛下设立土官，加封滇地诸蛮，日后即便会有人心怀鬼胎，亦或意图隔岸观火，而伺机有所异动...但也会有部族为了以我朝为靠山，而愿忠于朝廷。如此分化西南各族，使其无法再如南诏国那般尊奉共主，众部相倚为强，而消弭我朝边陲隐患！”
    李天衢循声望去，就见那个仪容俊雅的臣僚，倒也是后唐的降臣之一。他名为刘煦，本是涿州人士，而与刘暄、刘皞兄弟三人都以好学闻名于燕、蓟一代，只是后来兄长刘暄被仇家所杀，刘煦为了避祸与他兄弟刘皞奔逃，投至后唐，而先后历任太常博士、翰林学士的官职。
    按这刘煦的正史轨迹，他先后历任中书侍郎、刑部尚书、吏部尚书等要职，后唐时节还做到了当朝宰相，后晋时节则官居东都留守。拜司空、同平章事，还与五代不倒翁冯道结成了亲家...而刘昫虽然也有身居相位却不顾及典故，以及待人不够宽容等弊病，但是他为人也看不惯府衙机构营私敛财，所以将因弊政租赋于民间的欠款一笔勾销，而得罪了大批三司官吏。所以当刘煦被罢相之后，便有一众臣僚欢呼庆贺有言“自此我曹快活矣！”......
    而且刘煦还有个最大的成就，二十四史中总计共两百卷的《旧唐书》，便是由他受命监修国史，而主撰编成的...李天衢心说当初我即便是囫囵吞枣的只看了个大概，倒也真算是拜读过。所以此人总体看来，若要出仕做官，到底还是长处大于短处。
    后世要查证古时史料，尤其是关于记录当时少数民族的文化背景，以及同中原王朝相互来往的关系。往往在《旧唐书》中记载也更加详细，相对也更为可靠。现在虽然还没到刘煦负责监修国史的时候，可是他好学博识，知识领域涉猎广泛，看来现在便对旧时南诏国治下诸族各部前事过往、风土人情有着一定程度的了解。
    至于他评价西南诸蛮的那句“恶我则叛、好我则通”...也正是刘煦在《旧唐书·南蛮西南蛮列传》中所加的注解。
    听刘煦赞言说罢，李天衢轻轻一笑，旋即又道：
    “朕之所以打算设土官治土民，也是想到对于各支部族混居的地区，最不应该做的，贸然加深他们对中原的仇视情绪。毕竟我朝不止是要在滇地设立云南宣慰使司，黔、桂、蜀、鄂、湘...各地，哪处不是诸族混杂？是以能否让旧时南诏治下诸族奉我朝为正朔，而愿接受赐许的官职，也关乎日后兼并诸地的趋势。
    而南诏、大长和覆亡，杨师厚又肯逐步交接就兵权...趁着眼下滇地并无诸族尊奉的共主，也正是我朝分封..乃至分治各支部族的大好时机。以往南诏之所以成为唐朝西南边患，也正如李卿所言，西南诸部尊合并六诏的蒙舍诏为王，得以相倚为强。而大封、乌武、摩挲、濮人、乌蛮、茫蛮、西爨...等诸族本来各据一方，如今由我魏朝招抚赐封，想必也会有不少部族首领甘愿归从。
    只是设立云南宣慰使司，另封宣抚、安抚、招讨等诸级土官等事宜各种细节，朕与众卿还要仔细推敲一番...再看滇地诸部又会如何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