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宋 - 第四百九十八章 极端专治

    就像前面说的，虽然茅坤推崇八大家文章，但也有像李梦阳学习秦汉文章只停留在形式上一样的毛病，往往只探讨其起承照应、抑扬开阖等技巧，无形中落入了另一个窠臼。
    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秦汉之文有窠臼，自李梦阳始；唐宋之文亦有窠臼，则自坤始”。
    而唐宋派中真正能摆脱道学束缚并取得较高成就的散文家恐怕只有归有光了。
    归有光的话，号震川，昆山（今属江苏）人，家世寒儒，自幼苦读，但场屋不利，直到60岁才得中进士，由于出仕较晚，所以只是由浙江长兴县令迁为南京太仆寺丞。
    并且除了仕途不利外，在文坛上出名也比唐、王等人要迟，因此只留下有《震川集》。
    因为归有光所宗之道是传统的儒道，所以他对宋代理学并无多大兴趣，并且在散文方面，他酷好司马迁，爱讲“龙门家法”，对宋元文也不排斥。
    他重视文学的抒情作用，认为“圣人者，能尽天下之至情也”，这“至情”就是“匹夫匹妇以为当然”，其观点显然不同于唐、王等人。
    归有光散文被誉为“明文第一”，时人称他为“今之欧阳修”。
    归文最为世人传诵的是他记叙往事、哀悼亲人的文章，如《项脊轩志》《先妣事略》《寒花葬志》等。
    这些叙事抒情散文，善于从一些日常生活琐事中选取素材，加以锤炼，以简洁平淡之笔，传神地写出人物的音容笑貌，表现自己的真挚情感。
    脍炙人口的压卷之作《项脊轩志》，通过对自己年轻时的书斋项脊轩及其几件有关琐事的描述，写出了亲人对自己的关怀和自己对亲人的怀念，题目虽是写轩，内容却是怀人。
    借一轩以记归家三代妇女（祖母、母亲和妻子），睹物思人，悼亡念存，虽笔触很清淡，却感情极真挚。
    古来这类抒写家人父子之情的文章虽然不少，但像归氏这样一往情深、一处自然的笔墨，殆不多见。
    像是吴德旋的《初月楼古文绪论》中说：“归震川直接八家。姚惜抱谓其于不要紧之题，说不要紧之语，却自风韵疏淡，是与太史公深有会处，不可不知此旨。”
    王锡爵《明太仆寺丞归公墓志铭》说：“如清庙之瑟，一唱三叹，无意于感人，而欢愉惨恻之思，溢于言语之外。”
    还有像是王世贞的《归太仆赞并序》中说：归有光散文“不事雕饰，而自有风味，超然当名家矣。”
    而除了归有光外，这一派比较出名的人物还有李贽，号卓吾，晋江（属福建）人，杰出思想家，王学左派突出代表。
    李贽一生爱好自由，怀疑礼教，反对把圣人当偶像，批判程朱理学，揭露假道学的虚伪，因而被封建统治者视为“异端”，诬陷入狱而死。
    李贽的文学观主要见于他的《童心说》：“童心者，真心也”。
    他认为“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者也”。
    要保持童心，就必须割断与道学的联系，为此，他针对复古派理论，特别提出：“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
    文学作品并非越古越好，只有随时代变化而变化，才能出现好作品。
    他把写真言情的小说和戏曲的地位抬得很高，把《西厢》、《水浒》都视为“古今之至文”。
    他评点的《三国》、《水浒》都有很好的见解，直接开启了金圣叹评《水浒》、脂砚斋的评《红楼》。
    他的《赞刘谐》、《自赞》等都是见解精辟、锋芒毕露的好文章。
    当然，除了这些外，当时还有公安派和竟陵派。
    公安派是晚明时期受李贽影响而出现的一个反复古的文学流派，因其代表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兄弟三人是湖北公安人而得名。
    他们因不满前后七子的拟古之风，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反对艰深古奥，诘屈聱牙，表现了一定的变古创新精神，并且在艺术上多能流露个性，清新洒脱，意达词畅。
    但也有境界狭窄、俚俗空疏的流弊问题。
    袁宏道是公安派的领袖，在三袁中成就最高。
    他在《叙小修诗》中称其弟所作“大都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要求创作真实表现自己的个性才情，反对条条框框束缚。
    认为“出自性灵者为真诗”，好诗好文，都是“任性而发”。
    受李贽“童心说”影响，他把“性灵”和“理”、“闻见知识”相对立。
    也就是以为“性灵”外现为“趣”或“韵”，而“趣得之于自然者深，得之于学问者浅”，所以童子是最有生趣的。
    品格卑下的“愚不肖”，只知求酒肉声伎之满足，“率心而行，无所忌惮”，也是一种“趣”；恰恰是讲学问、做大官的人，“毛孔骨节俱为闻见知识所缚，入理愈深，然其去趣愈远矣”。
    同样，稚子“叫跳反掷”，醉人“嬉笑怒骂”，因为“理无所托”，所以“自然之韵出”（《寿存斋张公七十序》）。
    总之，保持人性的纯真、活泼是首要的，真实的卑下也比虚伪的高尚好。
    其次，明确肯定人的生活欲望的流露与表现，推崇“任性而发，尚能通于人之喜怒哀乐嗜好情欲”的“闾阎妇人孺子所唱”的歌谣。
    语言上继承元白传统，平易近人，不用典故，多用俗语，“宁今宁俗，不肯拾人一字”。
    总之，反礼教、反理学、反拟古，强调天真自然趣味，在当时起了很大作用，对清代郑燮、袁枚诗也有很大影响。
    不过，公安派“性灵说”注重现实不够，有明显的唯心倾向。
    他们甚至认为“心灵无涯，搜之愈出”（袁中道《袁中郎先生全集序》），袁宏道进一步把性灵神秘化，说它如“山中之色，水中之味，花中之光，女中之态，虽善说者不能下一语，唯会心者知之。”
    这就割断了性灵与现实生活的联系，导致他们消极避世，纵情山水，连李贽的斗争精神也没继承下来。
    因此在创作上，诗歌成就不高，只有一些游记、随笔等小品，以抒情叙事为主，笔调轻快洒脱，清新自然，给人以活泼爽朗之感。
    如袁宏道《满井游记》《虎丘记》等。
    至于竟陵派是继公安派之后，以湖北竟陵人钟惺、谭元春为首的一个文学流派。
    他们在反复古、重性灵上与公安派一致，但他们不满公安派鄙俚、轻率、浅露的流弊，主张“引古人之精神，以接后人之心目”，就是通过乞灵于古人，达到一种“灵”而“厚”的创作境界。
    因此表现出“幽深孤峭”的风格，显示了激进活跃精神的衰落。
    可以说晚明小品文代表了晚明散文所具有的时代特色，如代表人物除公安派、竟陵派而外，还有张岱、王思任等人。
    晚明小品文内容题材上的显著特点是趋于生活化、个人化，在文章中反映自己日常生活状貌及趣味，渗透着晚明文人特有的生活情调。
    此外还有复社和几社，所谓复社的话，是明末一个具有政治斗争色彩的文化组织，其领袖是张溥、张采。
    复社宗旨是“兴复古学，务为有用”，政治上继承东林党传统，继续反对宦官擅权，并投入抗清斗争；文学上反对公安派、竟陵派末流空谈性灵、不问时事倾向，重新标举“复古”旗帜，但又与前后七子侧重形式上复古不同，而是使诗文为现实斗争服务。
    复社文人作品，多表现时事，富于激情。张溥的《五人墓碑记》记叙苏州市民同阉党的斗争，颂扬为正义而献身的“五义士”。
    简而言之就是爱憎分明，文字简洁，具有很强的感染力。
    几社的话，是明末以陈子龙、夏允彝为首的一个文社组织，政治态度、文学主张都与复社相同。
    那时杰出的人物有夏完淳，真的算是杰出的少年民族英雄和早熟作家，14岁参加抗清，牺牲时年仅17岁，其诗歌《细林夜哭》哀悼老师陈子龙，散文《狱中上母书》都悲壮感人，堪称千古不朽的杰作。
    因此我们现在才说作为一种源自于民间的文学样式，散曲在元代十分兴盛，而在明代又有了较大的发展，从题材开掘到艺术风格，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
    比起曲调清新自然、语言浅俗活泼的元代散曲，明代散曲有脱离民间本色而文人化的趋向，特别是明中叶以后，词藻化、音律化的现象比较突出。
    从作家的地域分布和风格特征来看，明代散曲大致上可以分为南北两派，北派风格大多豪爽雄迈、质朴粗率，南派则清丽俊逸、细腻婉约。
    民歌创作在明代形成繁荣的局面，尤其是自明代中叶以来，南北地区广为流行。
    广大下层民众的喜爱以及一些文人士大夫的重视，推动着民歌创作的发展。
    不少作品以男女情爱为主题，具有浓郁的民间生活气息。
    明代散曲创作总体上处于盛而不衰的状态，作家人数众多，创作数量可观。
    而在不同阶段以及具体作家身上，发展状况与创作风格又各有特点。
    像是弘治、正德年间，散曲创作开始走向兴盛，作家不断出现，像北方的王九思、康海，南方的王盘、陈铎等人，都是当时具有代表性的作家。
    王九思和康海分别有散曲集《碧山乐府》、《沜东乐府》，两人同为前七子文学阵营中的成员，政治上也有相似的遭遇。
    王、康去官后常在一起游处，他们的不少作品写到了解官后放情任性的生活态度，以畅抒胸中块垒，风格雄爽质朴，浑厚跌宕，体现着北方作家豪放雄迈的创作特征。
    与王、康创作相比，这一阶段以王盘、陈铎等人为代表的南方散曲家的作品，内容则显得较为广泛，风格大多清丽俊逸。
    并且需要跟大家说一下，要知道在明神宗万历四十四年，建州女真族统治者努儿哈赤在东北地区建立了大金(史称后金)王朝，定都兴京。
    到了明崇祯九年，努儿哈赤的第四子皇太极就改国号曰清，定族称为满洲。
    此后明崇祯十七年，李白成攻入北京，明朝在农民起义的浪潮中覆灭。
    当时皇太极已死，其子福临(即清世祖)继位，改元顺治，睿亲王多尔衮摄政，便乘机入关，以明降将吴三桂为先导，镇压了李白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取得了中央政权，并随即进行了统一全国的战争。
    可以说这时民族矛盾很尖锐，汉族地主阶级内部拥满和反满的斗争也十分激烈。
    于是清统治者采用礼葬崇祯帝后，升级擢用降吏和不改变汉人服制等项措施，来分化汉族地主阶级；同时发布赦免罪犯、蠲免粮饷，等项告示，企图缓和人民的反抗情绪。
    然而，在清初四十年的时间里，反清战争仍在不断地进行。
    “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是人民反清斗争中最惨痛的历史。
    东南沿海和西南地区的抗清军坚持最久，在广西、云南等地由李定国领导的抗清军到康熙元年才告失败，由郑成功在台湾建立的抗请政权，则一直坚持到康熙二十二年。
    也就是说直到康熙时清朝才最后完成了全国的统一，建立了强大的封建帝国，并采取了一系列恢复农村经济的措施，以求和缓阶级矛盾，安定社会秩序。
    人民在经历了明末残酷的剥削、巨大的战乱以后，有了安定喘息的机会。整个社会经过了几十年的休养生息，也逐渐恢复繁荣，为清王朝积累了巨人的财富。
    对外所采取的限制贸易的政策，则有力地遏制了西方早期殖民势力的侵入，使封建经济的发展有了保障。
    并且清统治者继承并进一步加强了明代的中央集仪政治制度，规定由内阁到六部等叶，央机构，均没复职，满汉平分。
    但实际上中央大权，并不在内阁，雍正以前在满洲贵族组成的议政王大臣会议，雍正以后在满员充任军机人臣的军机处，而一切重要问题，最后都由皇帝裁决，形成了极端专制的封建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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