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宋 - 第三百三十六章

    此后到了绍兴初(1131年)，诸镇大多灭亡，京西诸州沦入金、齐之手。
    不过此后四年，岳飞收复襄汉，遂建襄阳府路。
    六年，复为京西南路。荆湖，绍兴元年，分“荆湖江南诸州为荆湖东、西路”，置“荆湖东、西路转运司，通掌两路财赋”。
    二年，仍分荆湖为南、北路。淮南，三年初，复置淮东、西路安抚使。
    而监司几经废复，直至七年始复置淮南转运司。
    “诏淮南东、西路各置转运一员，兼提(点)刑狱、(提)举茶盐常平事”。
    江南，建炎四年，“合江东、西为江南路”，并“合江南两路转运为都转运使”。
    绍兴初复分，“江南东、西路各置转运司”。
    绍兴十二年，和议成。东画长淮，西割商秦之半，以散关为界。宋仅有两浙路、淮南东西路、江南东西路、荆湖南北路、京西南路、成都府路、潼川府路、利州路、夔州路、福建路、广南东、西路等15路。
    而宋代提点刑狱司路的演变的话。
    怎么说呢，其实宋初，各路刑狱公事由转运司负责。
    繁多的政务使转运使难以应付，案件积压，刑狱冤滥等问题日益突出。
    为此，淳化二年五月，太宗“始命司马(门)员外郎董循等十人分充诸路转运司提点刑狱公事”，“有疑狱未决，即驰传往视之。州县敢稽留人狱，久而不决，及以偏辞案谳，情不得实，官吏循情者悉以闻”。
    此时的提点刑狱官是转运司委派“纠察刑狱事”的官员，而提点刑狱司则是隶属于转运司的下级机构。
    四年(993)十月，太宗以在刑狱方面“未尝有所平反”为由，撤销提点刑狱司，“归其事于转运司”。
    景德四年七月，真宗“虑四方刑狱官吏，未尽得人”，而转运使综理一路，“地远无由知”，又复置诸路提点刑狱官。
    这次，诸路提刑已成为一路最高司法官员，而提刑司也从转运司里分离出来，与转运司并为路级监司。
    此时，转运司所行为至道三年之制，因而，提点刑狱司路亦相应为15路。
    天圣六年(1028年)正月，有臣僚认为“置提点刑狱官过为烦扰，无益于事”，于是再次撤销提刑司。
    明道二年(1033年)十二月，复虑诸路刑狱“转运司不能一一躬谳问，恐浸至冤滥”，重新设置提点刑狱司。
    从此，提点刑狱司的设置遂成定制。
    此时转运司所行为天禧之制，因而，全国的提点刑狱司路当为十八路。
    皇祐末，改府界为京畿路。
    75至和元年三月，始“置提点京畿刑狱官”。
    二年十月，罢京畿路，提刑亦同时撤销。
    故至和时，全国的提点刑狱司路应为19路。
    熙宁时，转运司路推行二十三路之制。
    京东、京西、河北、陕西、淮南5路“以所部广远”，均分为两路。
    提点刑狱司亦相应地分为二十三路。元丰元年，上述5路提刑司“仍旧分路”，故元丰时，提点刑狱司路仍为熙宁之制未变。
    需要指出的是，熙宁七年以后，两浙路两次分为东、西两路。
    因而在分路时期，全国的提点刑狱司路应是24路。
    元祐元年三月，“诏诸路提点刑狱不分路”。
    京东东、西路等10路，复并为15路，则此时复行十八路之制。
    二年五月，又以5路“州县阔远，遇有盗贼、刑狱公事，公移稽滞，督捕巡察不
    78得专一”复分，仍行熙丰二十三路之制。崇宁时，增设京畿路。宣和五年，“又分淮、浙为西(两)路”。
    故而北宋末如不计燕、云两路，提刑司路当为25路。
    建炎时，两浙路提刑司似又合为1路，绍兴元年十二月，“诏两浙分东、西路，置提点刑狱”。
    故绍兴十二年以后提刑司应为16路之制，即两浙东西路、江东东西路、淮南东西路、荆湖南北路、广南东西路、福建路、京西南路、成都府路、潼川府路、利州路、夔州路。
    至于宋代提举常平司路的演变的话。
    宋代提举常平司，始设于熙宁二年。
    是年九月，遍遣40余名官员分诣府界及十八路，“提举常平广惠仓兼管勾农田水利差役事”，以推行新法。
    不过受熙丰间路制分合的影响，提举常平司的分路，一如提刑司。
    元祐元年闰二月，“诸路提举官并罢”。
    哲宗亲政，绍圣元年(1094年)，又复置府界及二十三路提举常平等事官。
    淮南东、西路可能后来复合，故宣和五年时淮南与两浙路同时被分为东、西两路。
    这样，北宋末提举常平司亦应为25路。
    “建炎元年，常平职事并归提刑司，钱归行在。
    二年，始复置常平官”，然此诏并未施行。绍兴五年，“诏诸路提举常平并入茶盐司，仍以提举茶盐常平等公事为名。内无茶 6盐去处，依旧令提刑兼领”。
    直至十五年以户部侍郎王鈇之请，乃“诏诸路提举茶盐官改充提举常平茶盐公事”，并“仍旧法为监司”。
    四川、广西无提举茶盐官则令提刑兼领，淮西、京西则令转运或提刑司兼领。
    至此，南宋提举常平司16路形成，并为永制。
    宋代帅司路的形成与发展宋朝前期地方统兵体制的形成宋朝前期为适应与辽、夏抗争的形势，于三路主要是沿边地区创设了都部署路。
    其中，河北地区设置了大名府、高阳关、镇州、定州等4路，河东地区设置了并代、麟府、石隰等3路，陕西设置了鄜延、环庆、泾原等3路，共计10路都部署司。
    同时，在幅员辽阔的南方、京东、京西以及三路近里地区，宋朝前期，主要是太宗、真宗两朝，随时制宜，在三路沿边地区以外的各地相继设置了一路兵马都监或兵马钤辖以及一道提举兵甲司，并逐渐以首州、首府的文臣知州府事兼领，统辖一路兵权，以“存方面之制”。
    例如，川峡地区，乾德三年，于灭蜀的同时设置了“西川兵马都监”之职，又于景德元年十月，改革川峡地区的军政体制，将益、利、梓、夔4路合并为西川、峡路两钤辖司路。
    江西地区，在南唐灭亡后不久，于“太平兴国元年，为江南西路兵马钤辖”。
    两浙地区则于“钱氏国除，杭守带钤辖”。
    荆湖北路稍晚，也于“咸平中，以守臣为荆湖北路兵马都钤辖，提举施夔等州兵甲事”。
    边远的广南东西路，由于高、窦、雷、化4州蛮獠寇边，于仁宗景祐二年(1035年)五月庚戌，也“诏知广州兼广东路钤辖，知桂州兼广西路钤辖”。
    南方其他路分，管见所及，不见于载籍，但据《宋史》卷261《焦守节传》所载，“咸平中”，曾“置江淮南、荆湖路兵马都监”。
    设置提举兵甲司的地区有陕西的永兴军、秦州。
    太宗端拱元年，知永兴军府事已“兼提辖五州兵士公事”。
    秦州，仁宗景祐三年三月壬辰，始“兼管勾秦陇凤阶成州凤翔府路驻泊军马”，自为1路，即秦凤路。
    河东，景德四年四月，命知潞州提辖泽潞晋绛慈隰威胜7州军兵马事。
    “京东诸州兵甲，自来专委徐州提辖”，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十二月，有诏“据地势分委徐州、兖州、齐州知州提举”。
    京西，知许州似兼领汝、许捉贼事。
    川峡地区，咸平四年三月，在王均之乱平定后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分为4路，以益、利、梓、夔4州知州分别兼逐路“提辖兵马捉贼事”。
    福建路，景德三年十一月，由知福州“兼提举福建路诸州军都同巡检捉贼兵马司公事”。
    江南东路，至晚于景德四年以知昇州军州兼提举江南东路兵马巡检捉贼公事。
    淮南西路，天禧(1017年1021年)中，知庐州提举庐寿蕲光舒濠无为兵甲。
    这样在仁宗前期全国各地都陆续以一路首府或大藩府的长吏总辖起方面兵权。
    另外，宋朝政府为防止路际、州际出现权力真空，往往以州郡长官跨界提举诸州军寇盗公事。
    如，大中祥符三年，魏咸信“知澶州兼驻泊马步军都总管，提举澶濮齐郓等州、德清军寇盗公事”，即是1例。
    在这里，澶州及德清军隶属河北路，而濮、齐、郓3州隶属京东路。
    另外，上引知荆南为荆湖北路兵马都钤辖，提举施夔等州兵甲事，也是1例，施、夔两州即属夔州路管辖。
    不过，从现存的史料来看，上述设施不少并非定制，往往因时因事而设，事平即废的情况是存在的。
    综上所述，可知至仁宗前期止，宋朝区别不同情况在全国各地区分别创设了都部署路、兵马都钤辖、提举兵甲司等不同形式，以统辖一路兵权，在唐、五代变革的基础上，终于将节度使统兵体制彻底逐出历史舞台，确立了有宋一朝的地方统兵体制，并为而后安抚使制度的诞生准备了条件。
    同时还有北宋中期以后的安抚使路与川峡、东南的钤辖司。
    因为宋朝前期为了实现对外防御辽夏等少数民族政权的侵扰、对内巩固封建政权的战略目标，除了利用都部署路、都钤辖司、提举一道兵甲司等形式外，还沿袭隋唐旧制，运用经略、安抚使等职来处理各项突发事件。
    宋代的经略、安抚使出现于真宗年，时或因诸路灾伤或因边境用师，皆特遣使经略、安抚。
    如咸平三年，是冬，王均之乱平，十月丙寅，首“命翰林学士王钦若、知制诰梁颢分为西川及峡路安抚使”，所至“观省风俗”，“录问系囚，自死罪以下得第降之”，以稳定川峡地区的局势。
    四年，以李继迁“抄略边部益甚”，“朔方饷道愈艰”，而“边臣玩寇”，八月辛丑，“命兵部尚书张齐贤为泾原仪渭邠宁环庆鄜延保安镇戎清远等州军安抚经略使，知制诰梁颢副之”，肩负起“边帅”之责。
    五年，李继迁进攻麟州，七月丙申，宋“以邓州观察使钱若水为并代经略使、判并州”。
    景德元年，李继迁死，宋夏关系出现转机，是年五月一日，宋“以兵部侍郎、知永兴军向敏中充西路沿边安抚使”，亲至边境与夏使协议，调整双方关系。
    同年，契丹侵犯河北，真宗亲征，毗邻的京东地区局势顿时紧张。
    十月庚寅，宋命“兵部尚书、知青州张齐贤兼青淄潍安抚使，知制诰、知郓州丁谓兼郓齐濮安抚使并提举转运及兵马”。
    大中祥符三年，以江淮不稔，这次安抚使设置至何时，他路不详，江南八月戊辰，诏昇、洪、扬、庐州长吏兼安抚使。
    东路，据《景定建康志》言，至五年始省罢。
    这一系列的事件表明，真宗时期经略、安抚使制度已初步形成。在这一时期里，经略、安抚使表现出了它以下这样一些特点，第一，经略、安抚使均由文臣充任。
    第二，创造了一路首州知州兼任安抚使，兼总一路兵民之权的形式。
    其进一步发展则是“以文臣为经略，领大兵，武臣为总管，号将官，受节制”的模式的确立。
    第三，经略使、经略安抚使与安抚使的职责有所区别，前者军事职能更为显著，经略使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它与都部署“其任实同”。
    这种差异是历史上形成的。隋开皇九年，于平定南方、统一中国之初，为稳定岭南局势，即“遣柱国韦洸安抚岭外”。
    而唐代则自开国之初，即于“边州别置经略使”。
    但是，这一时期的经略、安抚使皆因事而置，事已则罢，均非常设之职。
    而安抚使则仍隋唐之旧，更多的是充任使节，巡视、抚慰一方，即所谓的体量安抚使。
    其进一步发展尚有待于局势的推动，有待于宋王朝内外矛盾的激化。
    宋代安抚使路首先形成于陕西地区，这是宋夏双方长期在陕西冲突的结果。
    仁宗初年，西夏攻克战胜，据有夏、银、绥、宥、静、灵、盐、会、胜、甘、凉、瓜、沙、肃诸州，国势逐渐强盛起来。
    宝元元年十月，元昊正式称帝，并入侵宋鄜延地区。
    宋为了应付骤然紧张起来的局势，十二月己卯，任命“知永兴军夏竦兼本路都部署、提举乾耀等州军马、泾原秦凤路安抚使”。
    知延州范雍兼鄜延路都部署、鄜延环庆路安抚使。
    二年正月丙午，又以“环庆路副都部署刘平兼鄜延环庆路安抚副使”。
    四月，以“秦凤路都部署曹琮兼本路安抚”，七月戊午，夏竦移知泾州，前敌指挥，而他职如故。这样基“兼同管勾泾原路兵马”。
    本上形成了以泾原、秦凤为一大战区，两路协同作战，而鄜延、环庆为另一大战区，两路协同作战的防御体系。
    但可惜的是，三川口一仗，宋军大败，主将刘平等被俘。
    面对严峻的形势，宋方再次调整军事指挥系统，康定元年(1040年)二月丁亥，任命夏守赟为陕西都部署兼经略安抚等使。
    但依旧可惜的是，依旧毫无建树，五月戊寅，任命知泾州夏竦接替，总揽陕西沿边4路的同时也进行了一系列的军事军事指挥权。
    尽管这一时期有范仲淹、韩琦等作为夏的副手，改革，并调整了边境地区的民族关系，但是，庆历元年(1041年)，宋军又大败于好水川，包括主将任福在内的6 000名官兵阵亡。
    在这种情况下，宋方只得于同年十月甲午，第3次调整陕西的军事指挥系统，“分陕西为四路”。
    以枢密直学士、管勾秦凤路部署司兼知秦州韩琦、枢密直学士管勾泾原路部署事兼知渭州王沿、龙图阁直学士管勾环庆路部署司兼知庆州范仲淹、龙图阁直学士管勾鄜延路部署事兼知延州庞籍并兼本路马步军都部署、经略安抚使、沿边招讨使。
    二年闰九月，宋军大败于定川砦，十一月辛巳，宋复置陕西4路都部
    119署、经略安抚兼沿边招讨使。
    以韩、范、庞籍3人为之。几乎同时，又撤消了各路经略安抚使，以统一指挥。
    庆历三年，宋夏和议成功。
    四年二月甲寅，“罢陕西四路都部署、经略安抚招讨使，复置逐路都部署，经略安抚招讨使”。
    不久虽复置陕西安抚使，并直至皇祐中，但4路经略安抚使之职再未有变动，终于成为定制。
    这样，加上庆历二年十月所置的永兴军路都部署兼安抚使与熙宁五年十月戊戌所置的熙河路马步军都总管、经略安抚使，122123陕西地区被划分成6个安抚使路。
    河东路经略安抚使产生的年代，据《宋会要职官》41之79所载，在大中祥符元年。
    但是，其“管勾官二人，一以代州知州充，一以閤门祗候以上充”。
    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河东1路所辖20余州军，拥兵数万之众，竟由边境1州之长与1閤门祗候统辖，无论是从品级或是从地里、道路、军事指挥上考虑，都是不可思议的。
    比较可信的是《长编》与《宋史》卷《真宗纪》关于此事的记载，据两书所载，是年八月庚子河东所置为河东沿边安抚司。
    宋朝前期，宋辽双方常有冲突，忻、代两州是宋朝西路边防重镇与挺进基地，故宋初以名将杨业为代州守。
    杨业战死，又以签书枢密院事张齐贤“知代州，与部署潘美同领缘边兵马”。
    但是，景德元年宋辽签订澶渊之盟后，两河无战事，继续于边境屯集重兵似无必要，代州地位亦自然下降。
    但随着两国关系的正常化，使节往来、边防事务，仍需有机构处理，因而以代州守兼沿边安抚司就是情理中之事了。
    无独有偶，河北于景德三年，早于河东年许设置河北沿边安抚司，更可证明大中祥符元年河东所设为沿边安抚司。
    那么，河东经略安抚司设置于何年呢，我认为这要从宋夏关系来加以考虑。
    如前所述，从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起，西夏连年进攻宋朝，主攻方向是陕西，其次是河东的麟府路，庆历元年，夏就攻破了麟府路的前沿地带丰州。
    因而，河东经略安抚司的设置应在这一阶段内。
    检《宋史杨偕传》，传言，“偕进枢密直学士，知并州。及元昊入寇，密诏偕选强壮万人策应麟、府。明年，改左司郎中、本路经略安抚招讨使，赐钱五十万。偕列六事于朝，朝廷不从。偕累奏不已，乃罢知邢州”。
    据《长编》所载，杨偕康定元年十一月丙子知并州，庆历元年十月丁未朔罢，则其兼任河东路经略安抚招讨使当是庆历元年之事。
    河东路设置经略安抚使亦应在此年。
    前此史籍所载河东安抚司当是河东沿边安抚司之省文。
    河东经略安抚司统辖并代、泽潞、岚石、麟府4路兵马，4路真宗时已形成，但各自辖区，史无明文，不甚了了。
    而各自机构，前后多所变更，亦须考求。
    大约河东20余州军，麟、府、丰3州在河外，自成1路。
    其领导机构自真仁之世起，改为麟府路军马司，军马司的军马“以太原府代州路钤辖领之”，治所在府州。
    岚石路即上节所言石隰路。石隰路原置都部署司以领1路兵权，景德元年十二月丁未，宋“废石隰州部署，置石隰缘边都巡检使”，治所在石州，所辖有岚、石、隰3州。
    哲宗时，推行进筑政策，以收复失地。
    元符二年(1099年)八月甲午，“以葭芦寨为晋宁军。以知军为岚石路沿边安抚使兼岚石隰增加慈州1州都巡检使。石州知州更不兼都巡检”。
    九月癸丑，“以岚石慈隰隶岚石路”，州。泽潞路，景德四年，辖泽潞晋绛慈隰威胜7州军，以知潞州领兵马公事。
    但据《宋史地理志隆德府》条所载，潞州“旧领河东路兵马钤辖，兼提举泽晋绛州、威胜军屯驻驻泊本城兵马巡检事”，则景德以后所辖似有所变化。
    并代路治所在并州，自不待言，其辖地史无明文，当为3路之外诸州军，具体地说，即并、代、忻、汾、辽、宪6州与庆祚、平定、岢岚、宁化、火山、保德6军。
    (详见下表)河东地区肩负着抗击辽夏的重任，其河东地区防务大体分工如下，即“太原则忻代二州、宁化岢岚二军控契丹之朔、云，麟、府二州守河外，岚石隰三州、火山保德二军阻河捍夏国之绥州”。
    由于4路与河东路经略安抚司，并非平级关系，它们均隶属于后者，故一般仍目河东为1路。
    河北地区设置安抚使，保州云翼卒与贝州王则发动兵变是其动因。
    庆历四年八月戊戌，保州云翼卒杀官吏据城叛，5日后，宋即任命“知制诰田况为龙图阁直学士知成德军，充真定府定州路安抚使”，组织军队，进行围剿。
    但这次派出的安抚使属1项临时性的差遣，九月，兵变被镇压下去后，十一月，田况即调任秦州，其后任亦未见兼任安抚使。
    宋朝政府不在镇、定两州常设安抚使，可能是出于通盘考虑，五年七月戊子，宋任命“知大名府程琳兼河北安抚使”，总领河北4路兵民之政。
    从此，安抚使制度在河北确立。庆历七年十一月，贝州士卒王则发动兵变，八年闰正月平定。
    出于增加防务、巩固封建政权的考虑，宋于是年四月辛卯，分“置河北四路安抚使，命知大名真定府、瀛定州者领之”，以“北京、澶怀卫德博滨棣州、通利保顺军合为大名府路，瀛莫雄霸恩冀沧州、永静乾宁保定信安军合为高阳关路，镇邢洺相赵磁州合为真定府路，定保深邢州、北平广信安肃顺安永宁军合为定州路”。
    其中大名府路安抚使则由河北安抚使、知大名府兼任。
    此后，河北安抚使时置时否，直至熙宁三年，韩琦辞免始废。值得一提的是，在大名府所辖州军中，有河北西路的怀、卫2州和通利军。
    因此，大名府路、高阳关路并不等同于河北东路。
    这可能是大名府作为北宋王朝的北大门，地位特别重要，而怀、卫2州富庶，通利军则位于御河南端，是中原通往河北地区的交通枢纽，故将此3州军划归大名府路。
    因而，在河北地区，帅司路和漕司路呈现出犬牙交错的形态。
    京东地区安抚使的设置，在仁宗朝，始于庆历二年三月。
    时宋在与西夏的作战中，屡战屡偾，契丹乘宋之危，进行军事讹诈，在幽州集结军队，声言入侵，故宋于是月“庚午，命知青州陈执中兼京东路安抚使”。
    不久，又于五月庚申，再作调整，“置京东两路安抚使，以知青州陈执中兼青、淄、潍等州安抚使，知郓州张观兼郓、齐、濮等州安抚使，并兼提举兵马巡检盗贼事”。
    这次设置，延至庆历五年十一月乙未。时“以边事宁息，盗贼衰止”，并罢两路安抚使。
    但是，事隔不久，又于七年五月壬午重新设置。
    从此以后，知青州、郓州事兼京东东、西两路安抚使成为永制。京东两路是如何划分的，史未明言，但应与熙宁七年所分京东两转运司路在大体上是一致的。
    即“以青淄潍莱登密沂徐州、淮阳军为东路，郓兖齐濮曹济单州、南京为西路”。
    京西安抚使的设置，据《舆地纪胜京西南路襄阳府》条所载，始于庆历元年。
    其原因史未明言，但《宋史柳植传》多少透露了与此有关的消息。
    柳植，御史中丞，庆历元年底出任知邓州。
    其本传言，“先是，张海、郭邈山叛京西，攻掠县镇，而光化卒邵兴亦率其徒作乱，逐官吏，取库兵而去。
    时植领京西安抚使，坐贼发部中不能察，降右谏议大夫、知黄州”。
    可见，庆历初期的京西安抚使的设置与张、郭、邵3人领导的起义有关，治所设在邓州，可能事平即罢。
    京西正式设置安抚使是嘉祐五年(1060年)之事，据《长编》所载，七月辛卯，“诏知许州兼京西北路安抚使、知邓州兼京西南路安抚使，以许、陈、郑、滑、孟、蔡、汝、颍、信阳9州军隶北路，邓、襄、随、房、金、唐、均、郢、光化9州军隶南路”。
    但据《乐全集?钱公(象先)墓志铭》的记载，象先“皇祐初，??屡请补外，得许州兼京西北路安抚使”。
    则嘉祐之前京西就曾分为两路，并置安抚使。
    然有关钱象先的其它材料不能提供佐证，管见所及，亦未见他人充任，故不敢断言。
    嘉祐之制形成后，据《宋会要职官》47之12所载《哲宗正史?职官志》，知颍昌府与知邓州例兼安抚使、兵马巡检。
    可见京西安抚使迄于北宋末年，一直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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