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宋 - 第二百四十八章 科举制度的发展
好了,需要再插一句题外话,既然前文已经说到了科举制度,那作者菌有必要给大家简单的说一说,关于我国古代的科举制度到底怎样。
众所周知,科举制度最早诞生于隋朝,由还算是英明神武的隋文帝杨坚创立,只不过隋唐时期的科举制仅仅是初步成型而已,很是很粗陋,也不算太公平。
因为唐代时的考试规则还不太严密,在考试前,考生往往就会将自己的作品呈送给当时有影响力的高官,称为“投卷”或“行卷”,希望能博得他们的赞赏,以便先声夺人,影响考试结果。
所以这里面可操作的空间就太大了,许多人在考试之前,就已经知道谁能中状元,谁不能。
毕竟考生已经提前知道考试的主考官是谁,然后写一篇文章交给主考官去看,让主考官对你有印象,这样想要他百分百的公平公正,怎么可能。
再加上唐朝出了笔试外,还有面试,所以即便你笔试过了,还要面临一道难关。
唐朝的面试大概由以下几部分组成:首先是身言书判。
所谓的身,就是看你身材样貌是否端正,这点十分重要,据说钟馗当年虽然科举考试笔试考了第一,但因为其样貌难以恭维,所以面试官看到钟馗的样貌之后,就直接将其刷了下来,将之给气得活活撞死,不得不说,很是悲哀。
而所谓言,就是看你吐字是否清晰,要知道唐朝时期普通话并未普及,江浙一带考生面见圣上时说的话语皇帝要是听不懂,那肯定是被刷下来了。
所谓书,就是书法,也就是要求你字迹要写的工整,这一环节稍微能好些。
而最难的就是判了,这算是为真正的王公贵族和门阀世家子弟们开后门了。
因为所谓判,就是判案。
大家都知道,寒门子弟虽然熟读经书,可也正是因为太过用心读书,很多人都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甚至有人连生活技能都不会,自然很少有人接受过判案这方面的训练。
但这些王公贵族包括门阀世家的子弟则不同,自小的环境给了他们不少训练的机会。
因此单凭这一环节,就有不少寒门子弟被挤掉,而让得这些权贵人家大放异彩。
虽然唐太宗、武则天、唐玄宗等帝王都在积极的推进科举制度的改革,也选拔了大量的寒门人才,想以此来对付当时的门阀世家。
甚至有一次考试之后,看着新科进士鱼贯而入,入朝堂拜见皇帝,唐太宗还高兴得说:“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
但其实都是他想当然而已,哪那么容易啊。
毕竟当时世家才是学术方面的权威,掌握着对儒家经典的解释权,对他们来说,中举简直不要太轻松,而对普通百姓来说,则不要太难。
而且唐代的科举考试科目分常科和制科两类,每年分期举行的考试称常科,由皇帝下诏临时举行的考试称制科。
考试的内容算是相当复杂,常科有秀才、明经、进士、俊士、明法等五十多种科目,最为重要的是明经和进士。
唐高宗李治以后,进士科逐渐重要起来,许多宰相权臣等都是进士出身,由于考试时间都在春天,因此科考被称为“春闱”。
而却唐代科举取士规模很小,进士科得第很难,当时流传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说法,新科官员中通过科举考试录用的,只占5%左右。
而且,进士及第只是取得了作官的资格,不想后来的明清,只要中了进士,几乎能百分百的做官,在唐朝,你只是去得了资格证,还要通过吏部的考试才能作官。
不过无论如何,这对于寒门学子来说,中了进士,还是如同鲤鱼跳过龙门一样值得庆贺,科举成绩公榜之后,进士及第称“登龙门”。
第一名曰状元,同榜人要凑钱举行庆贺活动,集体到杏园参加宴会,叫探花宴。
宴会以后,新科进士们一起到慈恩寺的大雁塔下题名显示荣耀,中进士因此又称为“雁塔题名”。
新科进士的各种聚会庆贺活动中,有很多王公权贵参加,有很多权贵就在聚会中甄选女婿,这对那些既得官位又得娇妻的穷酸学生来说,自然美是天大的喜事。
唐代诗人孟郊曾作《登科后》诗:“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朝看遍长安花”,以此表达高中后的愉悦心情。
柳宗元常科登第后,经吏部考试合格,即刻被授予“集贤殿正字”。
相反,一些通过了科举考试却没有通过吏部考试的人则没有那么幸运,只能到地方上去任官员幕僚,再争取得到国家正式委任的官职。
比如韩愈在考中进士后,吏部考试三次都没有通过,不得不去担任节度使的幕僚,如此才总算踏进了官场。
而且唐代科举,不仅要看考试成绩,还要有名人推荐,考生因此纷纷奔走于公卿门下,趋之若鹜。
上面都已经说了,这种体制隐含着很大的裙带关系和腐败倾向,但也的确有很多学子因为才华显露头角,算是有利有弊吧。
像是大诗人白居易向顾况投诗《赋得原上草》,结果受到了极力称赞,白居易的仕途因此得益不少,不然他想要在诗人辈出的唐朝,崭露头角,也没那么容易。
而武则天时期,女皇帝亲自“策问贡人于洛成殿”,这是我国科举制度中殿试的开始。
一旦通过了前面考试,学子们便可以到殿堂之上由皇帝亲自考问,这无疑是莫大的荣幸。
但在,唐代殿试还只是偶然行为,没有形成制度,一直到了宋朝,才固定下来。
此外武则天还开创性的设立了武举,考试有马射、步射、平射、马枪、负重、摔交等科目,由兵部主考,“高第者授以官,其次以类升”,武举考试算是在唐朝末年的混乱时期发挥了重要作。
因为在平定安史之乱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郭子仪,就是武举出身,他一生历仕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四朝,曾两度担任宰相,是中国历代武举生中唯一一位官至宰相者。
此外唐朝还诞生了一位文武双科状元,此人便是郑冠。
823年,郑冠高中文科状元,828年,郑冠又中武举状元,他因此成为中国历史唯一先考取文状元又中武举状元的人。
此外除了考生们可以自己联络考官,培养感情外,官员们也可以向选拔部门推荐自己心仪的考生,这称为“公荐”。
同时因为唐朝是一个诗歌的王国,所以在开元天宝年间,进士科甚至一度只考诗赋,不考其他,也偏离了选官的主旨,算是不务正业了。
毕竟作诗写赋是文学功底,只能说明你文学素养很好,可是文学素养与为官所需的政治能力并没有直接关系。
再加上因功授官和门第荫袭,所以终唐一代,官员队伍中通过科举进入仕途的人数并不占多数。
可是到宋朝,这一情况却大大改观,首先文官绝大部分都是科举出身,其中进士科成为高级官吏的主要来源。
有学者统计,在唐朝290年中,科举共取进士6603人;而在两宋316年中,完全依靠考试成绩的进士达43000人。
而且宋代共有135位宰相,其中90%以上系科举出身。
所以宋朝算是完善了科举制,真正实现了通过考试选拔官吏。
像是宋代科举正式确立了三级考试制度,三年举办一次。
由地方主持的初选考试称为“乡试”或“解试”,合格者有资格参加中央级的考试。
同时宋朝严禁“行卷”和“公荐”,对整个考试过程中严加控制。
考官在考试前全部进入贡院(专门的考试场地),考试期间不得外出或会见亲友。
考官的亲属如果参加考试另行组织,叫“别头试”。
为防止考生作弊,进考场之前还要进行搜身。
为防止考官在判卷环节徇私情,考卷要“糊名”,密封考生信息;还要誉录,考卷密封编号之后发送誉录院,由书手在官员监督下抄写副本,将副本送考官评定,防止以字识人。
试卷经三级核定成绩后方可拆封、公布。
殿试也要经过初试、复试、详定三级评定。
考试程序的严密体现了公平竞争的原则,使科举制的功能不仅限于选拔官吏,而是具有了广泛的社会意义。
这样一来,宋代科举制大大提高了官员队伍的文化素质。
因此宋代有一大批学者型官员,如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苏洵、苏轼、沈括、黄庭坚、程颐、朱熹、陆九渊等。他们在政坛上有过重要影响,行政能力颇为不凡。
而且学术上也有成就,著作流传至今;诗文亦属一流,书法各有千秋。
宋代有一大批学者型的官员,在宋代各个领域有建树的人物,多半都有当官的履历。
无论是精英还是整体,宋代官员的学术水平和文化素质既高于汉唐又超过明清。
还有就是科举制造就了一支多达数百万人的读书人阶层。
这是因为宋代科举制唯才学不论门第,而且获得功名后可直接出仕任官(前文说了,唐代有了科举出身还要经过吏部选拔才能任官)。
这就为平民跻身社会上层真正的打开了通道。
科举考试每三年举行一次,除了新生,往年的落榜生还可以多次重考,而官员的位置则不能无限扩大,因此录取人数相对稳定,那么就有相当一批落榜生进入社会。
这些文化人参与基层公共事务,在乡村开馆做启蒙教育,成为社会活动的组织者、文化的普及者。
他们更贴近民众,对民众的思想和观念产生影响。
包括宋代科举对教育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唐朝实行科举制,唐前期官学教育得到发展,唐后期私人讲学逐渐形成气候。
宋代在科举制的刺激和鼓励下,公学和私学同时兴盛。
北宋时,范仲淹、王安石两次改革大兴教育,宋徽宗时蔡京也推动过教育改革。
宋朝前后三次大力办学,建学数量超过以往。
据统计,中央官学之外,有州学234所,县学516所,私塾、乡学、义学类的启蒙学馆不计其数。
1104年,宋朝学生人数多达20余万,一次科举报名人数经常达到三四十万。
宋仁宗时期13榜状元,有12人出身平民。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在宋代才真正成为现实,读书真能的改变命运。
欧阳修、王安石都是贫寒子弟,得中进士后开始截然不同的人生。
宋代的私人书院多数属于私办官助,是官私结合的教育体制。
有些私人书院的影响胜过官办学校,据说白鹿书院学生总数有1万人,但不是因为学生参加科举考试的成功率。
书院的教育目的是为了培养品德高尚的人才,也没有严格的课程和考试,以自学、听讲、讨论为学习方式,管理人员很少。
宋代科举制与宽松的政治环境造就了新型的士人阶层,他们关心国事、传播文化、普及教育、教化民众,活跃在社会各个方面,使宋代社会生活和文化事业异彩纷呈。
也正是因此,宋朝又是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这是学界的共识。
宋代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思想艺术的成就与其社会环境密切相关。
不过正所谓有利也有弊,虽然文化事业繁荣昌盛,但这都是重文抑武带来的,由此可以建立了宋朝不同于汉唐、明清的初步印象。
所以可以说,科举制形成在隋唐,成熟在宋朝,变化在明朝。
而唐太宗那句“天下英雄入吾毂中矣”不能视为科举制实行程度的证据,就像“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一样,只是形容的语句,不能作依据。
“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宋太祖赵匡胤的这两句话,算是为宋朝定了性,所以宋朝算是兴于文人之手,也亡于文人之手吧。
毕竟是一个士大夫背着宋朝最后一个小皇帝跳海的,两者真的算是同生共死,有始有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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