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君的伟大 - 第二十二章 息武兴文

    其中士人是古代文人知识分子的统称。当时的江南士人他们学习文化，传播知识、思想，是国家政治的参与者，是江南精英社会群体，影响着江南社会、经济、政治的走向。而另一势力宗教是由于东晋南朝时期，佛、道教对江南民间宗教基本上采取了收容、改造的态度，这种收容与改造一方面使佛、道教能够利用民间宗教加快发展，另一方面也使民间宗教从佛、道教中吸收了大量鬼神观念，从而丰富了这一时期江南民间宗教的内容，再者就是南朝梁武帝信仰佛教并大规模推崇佛教，从那以后佛家、道家等宗教信仰深入江南各个角落与阶层，以致江南宗教形成强大势力影响巨大。

    首先，对于士人，杨广由于受一个具有江南文化素养和江南风俗习惯的妻子的影响就像没有大部分关陇贵胄一样以胜利者自居而鄙夷江南人。再者他自小就“好学，善属文”，作文写诗学习由南朝入北周的庾信的文体，在思想上杨广与江南诗人比较接近。虽然杨广才22岁，却也极想在江南成就一番事业，来到江南之初，即对原先的关中本位高压政策进行了很大调整，“息武兴文，方应光显”，开始广泛收纳江南人士，对江南士人表现出充分的尊重。

    到了扬州后的杨广，就派任晋王府咨议参军的柳?广泛招引旧陈才俊。由于柳?出生江南，且在后梁做过官，对江南士林很是熟悉，于是很快就招到朱瑒等百余人，充任晋王府文学，其中丹阳诸葛颖清辩有文才，杨广引为王室记室。会稽虞世基、虞世南兄弟，才华更着，“时人方为二陆”，也被杨广罗致。琅琊王昚、王胄兄弟虽政治地位不如往昔，杨广也“引为学士”。释家史料也记“隋开皇十年，炀帝镇于扬越，广搜英异，江表文记，悉点收集”。为了更好地交际江南人士，杨广效法东晋名相王导，学会了一口流利的江南方言。这些举动，拉近了杨广和江南士人的距离，使杨广融入到江南士人的生活环境，大大缓和了江南士人对隋朝的敌对情绪。

    自从晋南迁后，江南士人文化素养向来比北方高，并且江南一直自视中华正统，认为北方是夷狄，在文化方面有着极高的优越感。而北方人也不得不承认江南“专事衣冠礼乐”，以致“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因而在亡国之后的江南士人们在心里上是绝对的瞧不起北方过来的隋朝武力统治层，但是“夷狄”的杨广对文化和士人的态度让他们渐渐的找到了一种知音般的感觉。

    当杨广让潘徽等江南诸儒编《江都集礼》时，江南有名的士人都非常积极的加入到这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件伟大的事业中来，不久就把《江南集礼》完成了，达一百二十卷。对于这项文化事业，江南士人对杨广给予高度的评价，在《江南集礼》的序里潘徽代表他们写到“上柱国、太尉、扬州总管晋王握珪璋之宝，履神明之德，隆化赞杰，藏用显仁。地居周、召，业冠河楚，允文允武，多才多艺。......”表达了他们对杨广的认同与支持。

    在江南的十年里杨广不仅仅是尊重士人重用士人，而且他自己也作为一个江南文化的爱好者和参与者。他在江南写过不少的诗歌都是非常有水平，有江南韵味的。虽然历史记载他在江南写的诗歌并不多，但是仅凭下面这首《春江花月夜》就能知道诗人杨广在诗歌方面的造诣。

    暮江平不动，春花满正开。

    流波将月去，潮水带星来。

    但凡读过诗文的人，几乎都知晓唐代诗人张若虚写有名篇《春江花月夜》，但少有人知道杨广在张若虚之前早就写有《春江花月夜》，而且这首诗几乎就是后来张若虚的简本。如果说杨广在江南的写诗是某些权贵一样是为的是提高自己的名声或者附庸风雅，那真的就是误会杨广了，一首《春江花月夜》不能说明他的诗歌势力。那就看看杨广在江南时期的一首代表作《夏日临江诗》：

    夏潭荫修竹，高岸坐长枫。

    日落沧江静，云散远山空。

    鹭飞林外白，莲开水上红。

    逍遥有余兴，怅望情不终。

    这首写景诗刻画的非常逼真，场面壮美，境界雄奇，它给人展现的是一幅幅层次清晰，色彩丰富而富有动感的画面。词藻秀美，语言清丽，用这种语言写景将情感注入其中，达到一种情景交融，表达了诗人杨广的怅然忘归的思想感情。这首诗对特定的时节，特定的景物，都有细腻的体察和逼真地描绘，将日落沧江，云散远山等博大景象和鹭飞林外，莲开水上等细小物象组合成极富审美张力的空间意象，中间杂以诗人的怅惘之情，创造出含蓄慰藉的意境。特别是“鹭飞林外白，莲开水上红。”不仅在对仗上极为工整，而且在色调上，用红和白两种颜色形成强烈的对比，构成一种反差，增强了视觉效果，在技巧上很见功底。

    历史上，杨广在江南呆了十年，十年中他作为诗人与江南的士人相处的非常愉快，而江南的士人也因为杨广的原因慢慢融入到了大隋的统治下，南北文化的隔阂在彼此的交流与学习过程中渐渐弥合。

    杨广是一名诗人，而且他还是一名佛教信仰者。可能是因为父母对佛教的信仰，所以杨广很小就对佛教有一定的了解并信仰，他甚至有一个佛家名字—阿嬷。故当他在江南面对除士人之外的另一大势力宗教时，杨广以一名宗教的信仰者与保护者的身份出现，从而赢得了江南绝大部分宗教人士的认同与支持。

    对于中国佛教文化来说，江南更具有独到的意味。可以说，自从佛教传入中土之时起，中国佛教就具有深厚的江南情结。江南是中国佛教的发源地之一。佛教起源于印度，但何时何地传入中土呢？历来有两种说法：汤用彤先生认为，“佛教东渐首由西域之大月支、康居、安息诸国传入，其交通多由陆路”（《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另一种说法则是江南说。梁启超在《佛教之初输入》一文中认为，“向来史家为汉明求法所束缚，总以佛教先盛于北，谓自康僧会入吴，乃为江南有佛教之始。但举要言之，则佛教之来非由陆路而由海，其最初根据地不在京洛而在江淮”（《佛学研究十八篇》）。他旁征博引地证明了江南是中国佛教发源地，也正是在江南的基础上，佛教才由南向北四处传播开来。无论佛教是如何传入中国，佛教都是在江南大规模的兴起的。南北朝时期由于战乱与统治者的支持，佛教在中国才真正走向历史，走进政治。尤其南朝宋、齐、梁、陈各代帝王大都崇信佛教，促使佛教在江南的全面发展与壮大，有名的梁武帝笃信佛教，自称“三宝奴”，四次舍身入寺，皆由国家出钱赎回。他建立了大批寺院，亲自讲经说法，举行盛大斋会。据记载当时梁朝有寺2846座，僧尼82700余人，在建康(今江苏南京)就有大寺700余所，僧尼信众常有万人。到了南朝后期江南几乎各个阶层的人都信奉佛教，从而形成相当大的社会力量，具有强大的影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