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特拉斯堡的乌鸦 - 分卷阅读10
斯特拉斯堡的乌鸦 作者:Valerian
分卷阅读10
是不是一个愚蠢的决定。“戳棕熊的眼睛”,罗杰会这么形容,劳务助理罗杰,以前是个邮航机长,1970年初在侦察任务中被击落,档案没有注明在哪里,侦察什么。当年由中情局雇员组成的“波恩小乐团”里,海因斯是唯一还活着的。
他擦了擦手,回到房间里。莱昂睡着了,歪在脏兮兮的床单上,抱着那个黑色帆布袋。海因斯把藤椅往旁边拉了拉,远离窗户,重新坐了下来。现在他能分辨出哪里更疼一些了,腰侧,子弹差点击穿肝脏的地方。他和安东躲在被炸毁半边的学校里,爆炸声整夜不停,摇撼着漆黑一片的贝鲁特。暂时停火,他提议,凑到对方耳边,安东闻起来像皮革、火药和血,直到我们活着离开这个地狱。
苏联人向他伸出一只沾满灰尘的手,如果不是因为流了那么多血,海因斯一定会大笑起来的。他们握了握手。
光线渐渐消失了,覆盖着窗户的布帘从土黄变成暗淡的灰蓝色,阴影在地板上缓慢爬行。他没有开灯,专心致志地听楼梯间那边传来的声音,指望这样能把注意力从似有若无的疼痛上移开。然而在这片动荡不安的黑暗里,他又别无选择地回到千疮百孔的贝鲁特去了。
☆、epi.07
7.
索科洛夫-海因斯停火协议持续了大约三个小时,在此期间他一直在说话,一旦停下来,安东就会踢他一脚,或者拍一拍他的脸颊——不是那种友好的轻拍,而是一个资深审讯官的——抛给他一个新的问题,许多条细细的绳索,海因斯抓住它们,勉强在昏迷的深渊边缘晃荡。
他提起了妹妹,这是可以肯定的,一会儿感叹她比那个秃鹫般的老修女更适合当护士长,过了一会又说他没有什么妹妹,没这个运气,你有兄弟姐妹吗,安东?介意我叫你安东吗?
“不。”对方吐出一个音节。海因斯想知道他否定的是什么,亲属还是名字的部分。微弱的闪光照亮了墙壁,又迅速回归黑暗,爆炸声姗姗来迟。他闭上眼睛,安东又拍了拍他的脸颊,那么用力,简直是一巴掌。“别睡着。”
“我开始觉得你是故意的。”
“也许。”
“□□。”
安东点点头,不为所动,“你刚才说学校里发生了什么?”
他不记得自己要扮演的角色是哪个了,卢克·麦卡伦上的是公立学校,重读了一次九年级。亚历克斯在瑞士长大,辗转在三间预科学校之间。康纳·海因斯有一个叫托比的室友,这个恶魔代言人把水倒在他的枕头上,把他的书丢出窗外。康纳终于和他打了一架,把他的头按进棒球场的泥浆里。他们两个都被停学一星期,海因斯参议员亲自拜访了校长,小康纳第二天就回到了课室里,脸颊肿胀,嘴唇的裂口在他试图说话的时候就会流血。没有人敢多看他一眼。打过架吗,大个子?
“打过。”
“谁赢了?”
“大多数时间是我。”
“那感觉一定很好。”
“还可以。”
机枪的声音从远处传来,像一筐生咖啡豆落在晒热的铁板上,间歇的闪光照亮了墙上的什么东西,半张烧焦的画,海因斯猜想它为某个孩子赢得了小小的荣誉,才得以被图钉固定在这堵墙上。他继而思忖这个孩子是不是还活着,火焰从天而降的时候有没有恰好站在即将垮塌的屋顶下面。无线电装置搁在断墙上,已经好几个小时没有动静了。罗杰,“波恩小乐团”的荣誉机长和扑克牌专家,为什么还没有来?海因斯会死在这里,毫无疑问。
“我的尼古拉姨夫和表兄,他们养马。”他听见安东说,用的是俄语,好像这些概念必须用母语才能加以解释,“有时候马匹熬不过冬天。它们花很长时间才死去,躺在干草上喘气,眼睛里流脓。‘记在农场的账本里’,他会这么告诉奥尔加姨妈,拿起□□到马厩去。我的表兄们也会跟着去。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
不,看在上帝份上,他不知道。
“你快要死了。”安东把这句话像砖头一样砸到海因斯脸上,“你的机师很可能已经被炸成跑道上的一堆垃圾。我打算赶在天亮前出发去的黎波里,剩下的汽油能撑多久就是多久。在走之前我必须——用你们的话是怎么说的?剪掉松脱的线头。”
应该是“绑紧松脱的线头”,海因斯并没有作声。先前友好气氛消失了,就像一层柔软的绒布被掀开,露出下面的锈迹斑斑的手术器械。他把手搭在额头上,那里的皮肤发烫,又或者这是因为他的手心冰冷。
“海因斯。”
“是的?”
没有下文,安东·索科洛夫直接把他架起来,半拖半扶地往外面走。有那么可怕的半分钟,海因斯认为他要提前“剪线头”,往他的后脑开一枪,把尸体留在这片寸草不生的砂岩地里。随后他终于听见了安东几分钟前就察觉到的声音:直升机旋翼,逐渐靠近,压过了远处逐渐稀落的炮火。
他在手术台上停止心跳三十五秒,罗杰后来告诉他,坐在床边,用折叠小刀削一个苹果;走廊上传来药品推车的哐啷声,有人在低声交谈,听上去就像砂纸互相摩擦。还有,“大个子德国人匆匆忙忙地走了,像是有食人鱼在咬他的屁股,甚至不愿意让护士处理一下头上的伤口。”
“他不是德国人。”
“什么?”罗杰心不在焉地问,舌头咬在上下排牙齿之间,盯着刀尖。
“我说我需要吗啡。”
罗杰把削下的果皮捞起来,在海因斯眼前晃动,“看看这个,康纳,告诉我你从没见过这么完整的苹果皮。”
“见鬼,把它拿开。”
前邮航机师大笑起来,看上去比任何时候都更像一只斗牛犬。
——
上头的命令下来时,就像以往任何一次那样,信誓旦旦,然而模棱两可。他们先把海因斯挪到伦敦,宣布“过一段时间”会安排飞机把他送回大西洋对岸,自然没交代“一段时间”是多长一段,三天,两年,还是六百公里。当使馆人员谈到“他们”的时候,如果压低声音,说两个字就假装咳嗽,那“他们”指的是聚集在国会山的那一群高尔夫俱乐部资深成员;假如语调轻蔑,配有耸肩动作,那“他们”指的是后勤处。
负责在伦敦“照看”他的是个细声细气的文员,看起来在三十岁上下,头顶的毛发已经有危险的稀疏趋势。“邓肯。”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自我介绍道。大半个月过去,海因斯依然不知道这是他名字还是姓氏。当他字斟句酌地问起,返回美国的航班有没有可能安排在本周时,邓肯露出耐心的微笑,就像人们看见猫坚持不懈地攻击镜子时那样。
“没有什么航班,海因斯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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