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系演义（全四册） - 第六十一回 上行下效 李宗仁被迫削发 铁腕治桂 白崇禧收放有度

    却说张发奎和第四军离桂后，李、白仍与陈济棠合作，借重胡汉民的声望，以两广联盟反蒋。自非常会议后，广州国民政府被取消，成立了国民党中央西南执行部和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两个党政机构，两广仍呈半割据的独立状态。此时，蒋介石正有事于江西，在对红军第一、二次“围剿”失败后，接着又调集了数十万大军，加紧对红军进行“围剿”。蒋介石既忙于“剿共”，对两广一时无力过问，只好听之任之。
    李、白在多次反蒋失败后，总结经验教训，也不敢再轻举妄动。他们决定在这暂时的和平共处局面之下，抓紧休养生息，养精蓄锐，恢复元气。鉴于几年来的粤桂战争、滇桂战争、湘桂战争，桂系与广东、云南、湖南都交过战，为了求得一个喘息的机会，李、白提出了“亲仁邻善”的口号，除与广东联盟外，还派代表到湖南、云南、贵州与何键、龙云、王家烈等联系，希望勿再兵戎相见，彼此保持友好安宁。云、贵、湘、粤这几个邻省都不同程度地害怕桂系，今见粤桂结盟，云、贵、湘更怕受其侵害，因此都愿与广西和好。
    省境安宁后，李、白便以卧薪尝胆、十年生聚的精神，励精图治，他们提出一个响亮的口号——“建设广西，复兴中国”。因李宗仁为了巩固粤桂联盟，共撑西南局面，此时不得不长住广州，建设广西的任务便落到了“小诸葛”白崇禧的肩上。李之对白，一向是专任不疑，由白崇禧放手搞去。白崇禧足智多谋，在他的思想武库里，治世之道有多种兵器可用。他把管仲、孔明的王霸之道，孙中山的建国方略和民国十年之后颇为流行的联省自治理念糅杂起来，提出了“三自”“三寓”政策，将之作为建设广西的最高纲领。“三自”政策是：自卫、自治、自给；“三寓”政策是：寓兵于团、寓将于学、寓征于募。
    有一天，白崇禧到广西大学去演讲，向教职员工阐述他的“三自”政策，他说：
    “‘三自’政策就是自卫、自治、自给，是根据孙总理的三民主义制定出来的。以为要能自卫，民族才能自由；要能自治，民权才能实行；要能自给，民生问题才能解决。因此，三民主义可以说是‘三自’政策的理想，‘三自’政策可以说是三民主义的实行……”
    恰好此时广西大学校长马君武先生在座，马君武是个老同盟会员，三十年前，白崇禧还在老家临桂会仙小学跟李任仁先生念“人之初”的时候，马君武便在日本东京与黄兴、陈天华等人起草了中国同盟会章程，并在《民报》上撰文倡导民主共和。孙中山在南京成立中华民国的时候，马君武任实业部次长代理部务。民国十年，孙中山开府广州，任非常大总统，马君武任总统府秘书长。之后，孙中山派马君武回广西任省长。那时，白崇禧和黄绍竑还在百色当营长，他们的部队刚被自治军刘日福部包围缴械，黄绍竑被俘，白崇禧带着几百残兵流窜贵州。马君武自从在贵县罗泊湾遭俞作柏部袭击后，到广州不久即辞去广西省长职，到上海后任大厦大学校长。直到民国十六年才应广西省政府主席黄绍竑之邀回桂，在梧州创办广西大学，任校长。民国十八年，广西政局动荡，马君武离职赴沪，再回大厦大学任教，次年继他的学生胡适后接任上海中国公学校长，直到民国二十年初才回桂，复任广西大学校长。马君武一心办学，短短几年间，便把广西大学办得颇有名望。但是，马君武对白崇禧的“三自”“三寓”政策甚为不满，因为“寓将于学”一项，必须在学生中实行军训，桂系当局派驻广西大学的军训大队长，不但干扰教学工作，还打骂学生。马君武抨击此项最力，指责白崇禧军人不懂教育，蹂躏学界。只顾军事，不顾其他，有如头重脚轻，欲行不得。白崇禧听了虽然气愤，但因马君武资格太老，名望太高，一时也不敢动他。这次，马君武见白崇禧滔滔不绝地讲着“三自”政策，还把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也扯上了，心中一时火起，遂插话道：
    邕宁县城区维新镇中心国民基础学校进行军事训练
    “白副总司令，‘三自’政策好是好，我看如果再加一‘自’，那就更好了。”
    白崇禧一愣，心想这马老夫子一向和他唱对台戏，何以今天倒贡献起建议来了？只得把话打住，问道：
    “不知马先生有何高见？”
    “这一‘自’，就是‘自杀’！”马君武站起来，用手杖使劲戳着地板，大声说道，“自卫、自治、自给——自杀！”
    白崇禧气得脸都青了，他指着马君武，强硬地驳斥：“如果离开军事而妄谈教育，那才是一种自杀政策！”
    白崇禧是个铁腕人物，岂容别人反对他的政策，于是强行改组广西大学，任命广西省长黄旭初兼任广西大学校长。马君武只得卷起包袱走人，跑到安徽和别人合伙办农场去了。民国二十六年七月，抗战爆发，蒋介石在庐山办高级军官训练团，黄旭初应召到庐山担任训练团工作。蒋介石对黄旭初说：“旭初，西大校长仍请马君武先生担任较好。”
    黄旭初敷衍蒋介石说：“好吧，待我回去报告李总司令、白副总司令，然后决定。”
    但是，一直到了民国二十八年暑假过后，广西大学正式改为国立，马君武才被南京国民政府任命为国立广西大学的第一任校长。仅过一年，马君武便病逝了。
    白崇禧赶走了马君武，从此再无人敢公开反对“三自”政策了。于是，他在广西倡导“灰布化”政策。所谓“灰布化”，就是要求广西省内学校的学生、教职员、校长，文武官吏、兵士、民团都穿灰布的制服，戴灰布的帽子，穿有纽扣绊带的黑布鞋子。上述人员，还要一律剃光头（女士剪短发）。这种灰布制服的布料，乃是广西生产的一种土布，用山上出产的一种蓝靛加上草木灰染成，穿在身上皱巴巴的。但是成本很低，每套连帽子不过四元多钱，一年四季都可以穿，天气冷时，里面可穿衬衣，更冷时可以穿灰布棉大衣。上至省主席总司令，下至中学生和普通士兵，一律都穿灰布制服，不同只在军人打绑腿，而文人不打绑腿。
    “灰布化”的推行，虽可节省大量服装费用，体现一种尚俭精神，但却遭到许多文官和知识分子的不满。他们虽不敢像马君武那样明目张胆地反对，但私下里却发牢骚，说：“剃光头成何体统？强制规定，岂不和清兵入关一样，对汉人‘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对于一年四季不分尊长的一律“灰布化”，有人认为是破坏中国传统的礼仪，更有那些放洋归来的教授们认为这是剥夺人的自由，是侵犯人权之举。虽然白崇禧以身作则，自己平日身穿一套皱巴巴的灰布军服，腰上扎条皮带，戴只灰布军帽，像士兵一样打着人字绑腿。只因他戴着一副无边近视眼镜，才像一个普通的参谋军官，不然便是一个十足的桂军士兵了。他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从无倦意。不但衣着朴实，吃的饭食也甚为简单，不招待来宾贵客，不设宴会。甚至大名鼎鼎的北京大学教授胡适先生应邀访桂，南宁的学术界破例举行一次西餐聚会招待胡适，席间三四十位专家学者教授，一个个剃着光头，一律穿着皱巴巴的灰布制服，席上一瓶上海产的啤酒斟了三巡还没喝完。这种尚崇俭朴的精神，却令胡适感动。
    但是，白崇禧的“灰布化”和“剃光头”的做法，仍遭到暗中的抵制。他总不能把这些知识分子们像马君武一样赶走呀！这天，白崇禧思得一计，他给常住广州的李宗仁打去了一个特急电报，说有重大事项待决，请李宗仁即日返桂定夺。李宗仁不知广西发生了什么大事，接电报后便立即坐飞机飞了回来。一到机场，走下舷梯，只见白崇禧光着个头，穿着一身皱巴巴的灰布军服，腿上打着士兵一般的人字绑腿，脚上穿双青布圆口带纽扣绊的布鞋，身旁站立着和白崇禧穿着一样的两名士兵。不同的是，两名士兵手里都捧着一只托盘，一名士兵的托盘里放着一把剪刀和剃刀，旁边放一桶热水；另一名士兵手捧的托盘里则放着一套新的灰布军装、一双青布圆口带纽扣绊的布鞋和两条灰布绑腿带。
    宣化镇征兵图
    原来，李宗仁因常驻广州，负有坐镇西南、与陈济棠共撑西南反蒋局面的重任。广州一地，冠盖云集，各种交际颇繁。李宗仁时常西装革履，梳着西式分头，出席各种重要会议，接待国内外显贵访客，出席各种招待宴会应酬，因此很重视自己的形象打扮。他人在广州，广西的事情虽有白崇禧主持，但凡有重要的会议和重大的事项决定，他还得飞回广西主持。每当他西装革履梳着洋式分头的形象，出现在众多灰布化和剃着光头的官员们之中时，便有鹤立鸡群之感，引起一阵悄悄地议论。那些反对灰布化和剃光头的官员及高级知识分子们，似乎从中发现了什么秘密，心照不宣地找到了榜样。有一次李宗仁回来到广西大学去演讲，有几位教授竟把久违了的西装找出来，穿上去听李宗仁的演讲。白崇禧虽然在场，见了也不便公开制止。
    白崇禧决定拿李宗仁开刀，要他带头树立推行“灰布化”和“剃光头”的榜样，因为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白崇禧虽然身体力行，但他榜样的号召力不及李宗仁，因为李是广西的总司令，白是副总司令！
    李宗仁下了飞机，见白崇禧带着两个兵来接，心里有点奇怪，随便问了一句：
    “健生，怎么回事啊？”
    “请德公在此把头发剃掉，然后再进城。”白崇禧说。
    李宗仁本能地摸了摸他那颇有风度的西式分头，不快地瞪了白崇禧一眼，问道：
    “你要干什么？”
    “现在本省自我和旭初以下军政教职人员，都剃了头，换上了灰布装，上行下效，请德公起个表率作用吧！”
    “剃光头，还穿什么灰布装，你还不如每人发一件袈裟好了，唐孟潇当年不也是这么干的吗？”李宗仁不满之情溢于言表。
    白崇禧不再说话，只是笔挺地站着，默默地望着李宗仁。李宗仁踱了几步，从西装衣袋里摸出一盒美国骆驼牌高级香烟，打火抽烟。白崇禧也从他那灰布衣服口袋里摸出一盒美丽牌香烟来，递给李宗仁：
    “德公回省，只能抽这种香烟！”
    “啊？”李宗仁颇感诧异地说，“健生也抽烟了？”
    白崇禧摇了摇头：“这是特地为德公准备的。现在省内吸烟的人很少，吸的也都是低价的烟卷，最高级的就是这种美丽牌了。”
    李宗仁接过香烟，看了看，他明白这是一种中等的香烟，在广州的社交场合，根本拿不出手。记得当年北伐军打到北平，阎锡山就是拿出这种香烟来招待各位高级将领的，有人还私下里耻笑阎老西是个吝惜鬼呢。
    李宗仁把这盒美丽牌香烟装进西装衣袋里，他似乎已经接受了白崇禧的馈赠，但仍在踱着步子。白崇禧也不再说话，仍是笔挺地站着，两眼紧紧地盯着李宗仁。时间在一分一秒在过去。李宗仁仍在抽烟踱步，不知心里在想着什么。
    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李宗仁仍在踱步抽烟。白崇禧忽然从他那皱巴巴的灰布衣服口袋里掏出一张写着字的总司令部信笺，毕恭毕敬地呈递到李宗仁面前：
    “德公，这是我的辞职报告，白崇禧就此告辞了！”
    李宗仁看也不看白崇禧呈递过来的辞职报告，只是气恼地说了一句：“开什么玩笑！”
    说罢，他竟像一名赴刑的义士，大义凛然地把头颅往那捧着放了剪子、剃刀的托盘的士兵面前一伸，大有引颈就戮之势，下令道：
    “剃吧！”
    那士兵便操起剪刀，麻利地把李宗仁那一头颇有风度的西式分头“咔嚓”“咔嚓”几下，给剪掉了，又用桶里的热水给李宗仁洗了头，接着用剃刀把发根剃得精光。那脑袋在阳光下显得十分精白光滑，像一只煮熟后剥光了壳的鸭蛋一般。李宗仁
    脱掉西装，取下领带，从那名士兵捧着灰布衣服的托盘里，拿过衣服穿上，自己打起人字绑腿，脱掉闪亮的黑皮鞋，穿上带纽扣绊的青布圆口鞋，走了几步，倒也显得十分精干利索。
    当李宗仁穿着这一身十足“灰布化”的服装出现在省府大厅与各位高级干部和教授们见面的时候，大家心里不由暗暗吃惊，从此再无人敢私下非议“灰布化”了。
    北京大学教授胡适先生对此大加赞誉：“广西给我的第二个印象是俭朴的风气，一进了广西境内，到处都是所谓‘灰布化’。学校的学生、教职员、校长；文武官吏、兵士、民团，都穿灰布的制服，戴灰布的帽子，穿着纽扣绊的黑布鞋子……这种制服的推行，可以省去服装上的绝大靡费。”
    胡适对这种带纽扣绊的青布圆口鞋更是赞赏：“广西人的鞋子，尤可供全国效法。中国鞋子的最大缺点在于鞋身太浅，又无纽扣，所以鞋子稍旧了，就太宽了，后跟收不紧，就不起步了。广西布鞋学女鞋的办法，加一条扣带，扣在一边，所以鞋子无论新旧，都是便于跑路爬山。”
    其实胡适先生有所不知，广西人穿的这种鞋子乃老帅陆荣廷所发明，人称“老帅鞋”，不过由白崇禧推而广之罢了。
    白崇禧决定在广西破除迷信，把民间所有寺庙的神像全部砸毁，不准民众烧香拜佛，这回，李宗仁不得不出面干预了。
    桂林的城隍庙是广西最大的一座庙，一年四季香火旺盛，每日里烧香拜佛，求财、求官、求子的人络绎不绝，据说还灵验得很呢。
    白崇禧决定下令先打掉桂林的城隍庙，然后在广西铺开，砸毁所有的庙宇神像，把空出的庙宇拿来办学校和民团的办公场所。他的砸庙令下达后，立即引起了桂林市民的恐慌。民众急得有如热锅上的蚂蚁一般，他们生怕砸了庙，从此遭灾殃祸。他们公推几位很有名望又和白家关系密切的绅士为代表，去白府拜见白崇禧的母亲白太夫人，请她出面阻止白崇禧砸毁城隍庙。其中一位和白家沾亲带故的人还特地以此吓唬老夫人，说砸了城隍庙，白家是要遭报应的啊！
    白老夫人急了，忙召白崇禧前来训斥一番，千万不要砸庙。白崇禧本是个大孝子，对母亲十分孝敬，他安慰了母亲大人一番后，便和那几位民众代表商谈去了。
    一位绅士诚惶诚恐地说：“白副总司令，这城隍庙千万打不得呀，它是我们桂林城池的保护神啊，我们道教尊城隍神为‘剪恶除凶、护国保邦’之神啊，你打了城隍，谁来保护我们桂林的民众啊？”
    另一位绅士也跟着说：“祭城隍神之习俗，历来久矣！远自唐代以来，郡县皆祭城隍。明太祖朱元璋还下圣旨规定各府州县设城隍神庙，并加以祭祀。祖宗之法，不可轻废也！”
    白崇禧听了，哈哈一笑，说：“两位说的，都对，只有一点你们都错了！”
    两位绅士不服，便和白崇禧顶撞起来：“我们何错之有？”
    白崇禧笑道：“诸位，你们有所不知，中国古代称有水环护的城堑为‘池’，无水环护的城堑为‘隍’。这是由《周礼》蜡祭八神之一的‘水庸’衍化而来的。我们桂林城东北有漓水环护，西有阳江绕城，南有榕、杉二湖拱卫，城池固若金汤，乃上天所赐，何须城隍神来守护。桂林这城隍庙有如聋子的耳朵，本来就无须建的，害得百姓劳民伤财，今天把它打掉，乃是上合天意，下符民情之举。各位无须多言，如因此而蛊惑人心，扰乱社会，那就要按律治罪了！”
    几位绅士被白崇禧说得张口结舌，颇为狼狈。白崇禧又说道：
    “你们不要怕，叫民众也不要怕。我可以出一张告示贴在城隍庙的墙上，声明如打了城隍庙，有什么灾祸发生的话，完全由我白崇禧一人承当，与民众无干。你们可以放心了吗？”
    几位绅士听了，虽仍有惶恐之色，但也只得点头称是。
    白崇禧的告示贴出去了，毁庙行动要执行了。他派一位营长亲自带兵去打毁城隍庙里的神像。营长害怕遭神报应，便令连长去执行，连长也怕报应，便令排长去执行。排长不敢再往下推了，他带着几十名士兵，手持香烛纸钱，进到城隍庙里，对那些神像一个个跪拜烧香烧纸祷告道：
    “各位大神大仙，不是我要打毁你们，这是我奉白副总司令之命行事，是他要打你们，你们都看到了，白纸黑字贴在门墙上的，要惩罚，你们有胆量就惩罚他吧，与我这个小排长无干。各位大神大仙，现在对不起了！”
    祷告完毕，排长便令士兵们动手打毁了庙中的神像。不过一个月，全广西所有的庙宇神像皆被打毁，片甲无存。
    白崇禧打毁了全广西的庙神，却逼走了一位堂堂的“武神”。
    广州马棚岗十二号，李宗仁公馆。这天，李宗仁闲来无事，坐在书房中看书。门外悄无声息地走过来一位彪形大汉，轻声说道：
    “德公，我已买好今晚去香港的船票，特来向你辞行！”
    李宗仁扭头一看，忙放下手中的书本，出门拉住那彪形大汉，诧异道：
    “雨农，你何时来的广州？你又要去哪里？快坐下。”
    “我在广西待不下去了，准备回安徽老家去。”彪形大汉叹一口气，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说。
    李宗仁大惊，忙问：“雨农，怎么回事？你跟我讲！”
    原来，这彪形大汉姓季，名雨农。安徽合肥人氏。民国十六年夏，北洋军阀张宗昌部围攻合肥，季雨农组织乡兵守城，张部久攻不下。此时，李宗仁正率北伐军进入安徽，即亲自带兵去解了合肥之围，遂与季雨农相见。李宗仁见季雨农相貌堂堂，武功十分了得，在江湖上广有名气，被尊为“武神”，是个难得的人才，便有心要请他出来参加革命。季雨农不但名震江湖，而且还是个有田产的富人，李宗仁亲到他的田庄去邀请，真有刘备三顾茅庐之情景。季雨农为李宗仁的诚心所感，便丢下田产庄园，跟随李宗仁出来革命了。季雨农对李宗仁忠心耿耿，一身拳术硬功数十人也无法近得，且为人机警，便随侍李宗仁身边，成为他的贴身卫士兼侍卫队长。
    民国十八年二月二十一日。汪精卫向蒋介石献“灭桂策”后，蒋介石派俞作柏到武汉运动李明瑞、杨腾辉倒戈反桂系，又以重兵溯长江西上围攻武汉，要解决桂系第四集团军。李宗仁在南京得到海军署长陈绍宽的密报，知道事态紧迫，为逃脱蒋介石的暗算，他即命季雨农收拾行装，李化装成一普通商人，季则化装成他的伙计。两人从后门悄悄出走，急忙躲往南京下关的一个小旅馆中，直到黄昏时分，才潜往火车站，买了两张车票，乘上杂乱的三等火车，逃到上海，住入法租界海格路融园。上海的流氓青红帮皆闻季雨农之大名，虽侦知李宗仁住在融园，但因有季雨农随侍左右，也不敢大胆妄为。季雨农孤身一人，护卫李宗仁逃出上海，安抵广西。到广西后，李宗仁晋升季雨农为第四集团军少将参军之职，成为重要幕僚。季雨农对做官也没什么兴趣，只是专心为李宗仁训练卫队，不时到军校教授武功擒拿格斗之术。
    季雨农有两大嗜好，其一是架桥修路筑亭，大举善事。他因家产丰足，广有资财，又喜游玩山水岩洞，若道路不方便，他每每出钱雇人修路造桥。南宁武鸣附近的起凤山亭就是他出资修复的。季雨农最大的嗜好就是礼敬神佛，除平日里烧香礼佛不断外，每次出行，若遇庙宇必进，站到神佛像前，向神佛立正敬礼，状极虔诚。他除了拜佛敬神，还随处在原有神祠的地方，塑造神佛像供人膜拜。
    白崇禧下令打毁了广西庙中所有的神佛像，季雨农再也无处去礼佛敬神了，心中怏怏不乐，便提上行装到广州向李宗仁告辞，他要回安徽老家去了，那里才有神佛像可拜。
    李宗仁听季雨农如此一说，便决断地说道：
    “雨农，你绝对不能走！”
    说罢，提笔写下一纸电令：“季雨农参军礼佛敬神应一如既往，不得干涉！”写罢，即命秘书将电令发给白崇禧。白崇禧立即回电：“奉令，照办。”
    季雨农回到广西，又可随处塑造神佛像了，他在南宁、柳州、桂林造了几十尊神佛像，还特意在柳州的鱼峰山上也多造了几尊。季雨农虽然享此特殊待遇，却也给白崇禧留有面子。他虽造神佛像，却不像过去那般把神像造得高大威猛，只是造些一尺来高的土偶，人见了觉得粗劣的好笑。不过，也有人前来烧香祭祀的，人们说：“这是季参军的菩萨！”
    民国二十四年一月，北京大学教授胡适先生应邀访桂，季雨农作为安徽老乡陪同胡适游玩，每见这些尺来高的土偶，季雨农照样鞠躬敬礼。胡适感慨道：“广西的神权是打倒了，只在一位安徽人保护之下，还留下了几十个小小的神像。”
    白崇禧提出“行新政，用新人”的主张，要求各级行政机关的公务人员逢进必考，且男女平等，不得歧视女性，规定任用县长必须经过严格考试。不料，这项政策却出了两个不大不小的麻烦。
    却说省主席黄旭初和他的夫人宋绿蕉女士，乃是遵父母之命的结发夫妻，黄旭初怕老婆是出了名的。在“行新政，用新人”的规定下，黄主席用了一个姓雷的小姐做女秘书。雷小姐叫雷明，是位才女，刚由法国留学归来。用女秘书，这在风气保守的广西，当时可是件大事。有人便将此事密报于黄夫人，她觉得这件事性质严重，必须及时亲自处理。黄夫人遂带了几名剽悍的女士冲进省政府主席办公室，将那位女秘书雷明小姐揪出来，拉到办公大楼前的广场上，拳打脚踢狠揍了一顿，并把在办公室里搜到的雷小姐的衣服坤包等物件堆在那里，泼上煤油，一把火烧了个干净。省主席黄旭初也不敢出面制止。
    此事传到白崇禧的耳里，他气得把桌子一拍：“这样搞成何体统！”他命人传话下去，要黄夫人必须收敛，否则以寻衅滋事罪严处！白副总司令发了话，谁敢抗拒，黄夫人再也不敢到省政府采取什么行动了，只可怜雷小姐平白无故地挨了那一顿拳脚。
    可是，一波刚平，却一波又起。事情还是出在省主席黄旭初府上。
    黄旭初的父亲黄老太爷是个老派的读书人，家教很严，黄旭初当了省主席，回到家里仍需谨守家规。当省政府首次考选县长的公告贴到城乡之后，许多读书人便跃跃欲试，纷纷报名参加考试。黄老太爷觉得这事挺新鲜，便用了个化名去参加县长考试。他考试成绩不错，放榜时高中第八名。他老人家一时高兴，竟忘乎所以地把名次在他前面的那七个考生，一同邀请到家里来喝酒吃饭庆贺一番。开席之前，黄旭初也正好下班回家，规规矩矩地向父亲请安。那七名考生见了一时不知所措，一个个目瞪口呆。黄老太爷请他们一一就座。开席后，官居省主席的儿子黄旭初不但不能上桌，而且还得规规矩矩束手席前，为他的“年伯” 们斟酒敬茶、上汤添饭。黄老太爷向他请来的“年兄”们解释：
    美国《纽约时报》远东特约记者亚奔特和皮 林汉，1936年合著一书《中国的命运》，评论“中国的模范省——广西”
    “进了我家，行的是家规，做儿子的只好如此；出了家门，大家同遵国法，黄主席才是我们共同的长官。”
    话虽如此说，但有哪个新科县长饮得下省主席斟的酒，咽得下他盛的饭？无论黄老太爷怎样相劝，席间气氛仍异常拘谨。那七个尚未赴任的新科县太爷紧张之余，一共打烂了四个饭碗，泼了六个酒杯，最后才草草结束了这场事先不知底细的家宴。
    有人便把这件事报告给了白崇禧，看他怎么处置。不料，白崇禧听了之后，竟哈哈大笑起来，拍着手掌，连说：
    “有趣！哈哈，有趣！有趣！”
    黄老太爷虽然考中了县长资格，但是他年事已高，
    是无法当得了县长的，因为根据“新政”的要求，在广西做县长，确实太苦。他们每月薪水仅有一百一十元，公费才得二百元，全衙门办事不过十人八人，是以县长非常劳苦。县官们总结在广西当县长须有三大本领：一要腿能跑，因为下乡时多，在衙日少，交通工具缺乏，到处需要步行；二要嘴会讲，因为省政府政令频繁，督促綦严，非时常聚乡村甲长面而告之不能推行迅捷；三要手能写，以文字下情上达，报告县情，请求省府审批事项，几乎是每周必做的功课。在广西当县长不仅生活待遇低，还是个苦差事，外省之人多不敢来广西当县长，所以任县长者以本省人为最多，因为广西人能吃苦耐劳之故。
    1936年10月，广西迁府桂林。图为新建的省政府大楼
    建设广西，白崇禧抓得最紧的一件事，便是广西的社会治安。
    广西山多洞多，加以地瘠民贫，民生困苦，无以生计者便铤而走险，上山为匪。历朝历代，虽经剿抚，匪患始终不绝。民国十年之后，广西社会动荡，贼匪蜂起，甚至连桂林这样的省城也被贼匪蹂躏。匪患使商旅断绝，交通梗阻，民生凋敝，民心厌乱。不剿灭匪患，民不得安居商不得乐业，一切建设举措更无从实施。
    白崇禧决定以最短的时间、最彻底的办法根绝广西匪患。他本来就是个铁腕人物，对匪患更是深恶痛绝，他亲自下令各地清乡司令，对匪首、惯匪及首恶分子，一经捕获，不论他是什么人物，有多大靠山，皆杀无赦。他亲自带领部队，进入上思县平福圩，指挥剿灭十万大山股匪，杀了一批匪首、惯匪。
    桂林周边一带县份，匪患也特别严重。白崇禧任命师长陈恩元为桂北清乡司令，督剿桂北十几个县的股匪。这个职务，原来任命的是周祖晃师长。周祖晃当时年过四旬膝下无子，其母闻知周要出任清乡司令，这是个杀人的差事，恐怕其子杀人过多，有损阴德，担心香火断绝，便阻止周祖晃出任此职，周遂向白崇禧请求他调。白崇禧也颇知人善任，便改调陈恩元出任桂林清乡司令。
    陈恩元其人不但枪法极准，且武功极佳，他在两腿上绑数十斤铁砂，居然还可以追上飞驰的汽车，且胆量过人，杀人不眨眼。他出任桂北清乡司令后，骑一匹高大的黑马，带随从数十人，出入桂北各县，无论黎民百姓还是土匪劣绅，但闻陈恩元到，莫不胆战心惊。陈恩元杀人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便是讲“民主”。每逢各地抓获匪徒，他一到场，便集合当地民众，由民众投票，凡得票“该杀”超过半数者，即杀无赦。
    这天，有人向陈恩元报告：“赵老大还在抢劫，以自己家的房屋当库房，将抢劫得来的贵重财物收藏在家中。”
    陈恩元听了把桌子一拍：“杀！”
    报告情况的人忙提醒陈恩元：“这赵老大是白副总司令的胞兄啊……”
    陈恩元又把桌子狠狠地一拍：“清乡令已下了半个月，他还敢抢，管他是谁的胞兄，是天王老子也要杀！”
    陈恩元轻装简从，独自一人，只带一支德国造驳壳枪，下乡查处赵老大去了。
    白崇禧姓白，为何他的胞兄又姓赵呢？据说白家早年家境贫寒，白父将其长子过继给赵家为嗣，因此白老大便成了赵老大了。这赵老大并不安分，又恃乃弟发迹显贵，手握兵权，便在乡里胡作非为，民众敢怒不敢言。他趁社会动乱、贼匪横行之机，也捞上一把，反正有其弟做靠山，谁也不敢拿他怎样。没料到清乡司令陈恩元亲自到家造访。赵老大忙上前迎接，笑着问：
    “陈司令，今日是什么风把你吹到寒舍来了？请坐，请坐！”
    赵老大也不待陈恩元回答，便命老婆：“快去杀鸡杀鸭，我要陪陈司令喝两杯！”
    陈恩元也不落座，只是拍了拍插在腰腹的驳壳枪，冷冷地问：
    “赵老大，你知道我今天来府上干什么吗？”
    赵老大见陈恩元面带杀气，心里不由得一愣，吞吞吐吐地说：
    “陈司令光临寒舍，必有赐教……”
    陈恩元点了点头：“赵老大，我已查实你为匪罪行，证据确凿，今天我是专门来杀你的。你去告诉大嫂，让她给你做一顿好菜，你喝完三杯酒我就枪毙你！”
    赵老大夫妇大惊失色，“扑通”一声一齐跪在陈恩元面前，乞望看在白崇禧兄弟的面上，免一死。陈恩元将驳壳枪放在桌上，挥了挥手，命赵老大老婆：
    “大嫂，快去做菜吧！”
    赵老大老婆将酒菜端上桌，战战兢兢地给丈夫斟酒，赵老大喝完三杯之后，“砰”的一声枪响，陈恩元便将赵老大毙了。
    陈恩元回到桂林城里，知道此事干系重大，立即打电报到南宁，向总部参谋长叶琪报告，说桂林发生巨案，请叶总长即到桂林坐镇处理。
    总参谋长叶琪外号“叶矮子”，为人精明强悍，时已奉白崇禧之命主管全省清乡剿匪工作。他接到陈恩元这个没有具体内容的电报，不知桂林到底发生了什么巨案，因此不敢怠慢，星夜驰赴桂林。叶琪到了桂林，陈恩元即向其报告枪决赵老大之经过，并出示赵老大在清乡令下达半月之后仍为匪抢劫的罪证，听从叶琪处理。叶琪知陈恩元捅了马蜂窝，把事情搞到白副总司令的头上了，即使不被军法从事，恐怕也要撤职罢官，他如何敢擅自处理？便又即赶回南宁，向副总司令白崇禧报告，由他亲自裁决。
    白崇禧听了叶琪的报告，一声不吭，随即便走进旁边的一个小房间里去了。叶琪听到房间里传出一阵阵哀痛的抽泣声，他感到事态非常严重了，便在门外肃立着，听候白崇禧对陈恩元严处的指示。
    等了好一会儿，房间里才传出白崇禧的话来：
    “翠微（叶琪字翠微），回去吧，没你的事了！”
    叶琪仍不放心地问道：“那……陈恩元的事？”
    “清乡令是我亲自下达的，陈是奉命行事，且老大犯罪证据确凿，不杀，今后军令政令如何贯彻执行？”白崇禧说罢，“唉——”地哀叹了一声，又是一阵抽泣。
    白崇禧铁腕剿匪，不数月间，便肃清了广西历年的匪患，全省社会治安良好。北京大学教授胡适先生在广西旅行半个月，深有所感，他说：
    “广西给我的第三个印象是治安。广西全省现在只有十七团兵，连兵官共有两万人，可算是真能裁兵的了。但全省无盗匪，人民真能享治安的幸福。我们作长途旅行，半夜后在最荒凉的江岸边泊船，点起火把来游岩洞，惊起茅棚里的贫民，但船家客人都感觉不到一毫危险。汽车路上，有山坡之处，往往可见一个灰布少年，拿着枪杆，站在山上守卫。这不是军士，只是民团的团员在那儿担任守卫的。”
    胡适先生还说：“广西本来颇多匪祸，全省岩洞最多，最容易窝藏盗匪。有人对我说，广西人从前种田的要背着枪下田，牧牛的要背着枪赶牛。近年盗匪肃清，最大原因在于政治清明，县长不敢不认真做事，民团的组织又能达到农村，保甲的制度可以实行，清乡的工作就容易了。人民的比较优秀分子又往往受过军事的训练，政府把旧式枪械发给民团，人民有了组织，又有武器，所以有自卫的能力。广西诸领袖常说他们的“三自政策”——自卫，自给，自治。现在至少可以说是已做到了人民自卫的一层。我们所见的广西的治安，大部分是建筑在人民的自卫力之上的。”
    《大公报》副总编辑、著名记者胡政之先生在广西考察访问之后，写下他的观感：
    “广西向来多匪，山深林密，素来难治，现在却做到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我本意想从桂林到全州，过黄沙河，经湖南永州、祁阳转长沙汉口北旋。因为连天大雨，汽车到了大路江口。水涨桥折，不能到达湘边。不得已折回桂林，再往柳州，迄夜晚九时方始到柳。第二天上午四点便起身上车，当晚九时赶到梧州。这两天行驶将近三千里的汽车路，以孤车在黑暗中翻山越岭，如履坦途，非治安特别良好，何敢如此冒险？”
    胡政之先生还应邀到白崇禧家做客，“得窥他的私生活，其简单朴实，比我辈穷书生有过之无不及，这实在是广西改革政治易于推行的一大原因”。胡政之先生采访广西普通民众，“人民之言曰‘吾省之官吏皆努力而诚实，其中多有一贫似吾辈者，彼等绝无赌博浪费贪污等弊，且早起早眠，清晨七点半即在办公室矣’”。经过认真的调查，胡政之先生认为“这些话都是事实”。
    胡政之先生在他的朋友季雨浓等人的陪同下，深入考察了广西民团的建设，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此前，有人认为广西编练民团，实行全省皆兵，将不免于滥用武力，进行内战。经过考察，他认为，“此亦不足为虑，因为广西共需二万五千村长，依已训练者亦不为多，后备队则仅受过一百八十小时的训练，自卫乡土或可有用，以之从军，断乎不能。况且干部所受教育，颇为复杂，小之保护桑梓，大之对外御侮，或可号召得动，如果滥用于内战，恐不待出境，便当瓦解”。胡政之先生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八年抗日战争，广西出兵多达九十四万六千七百一十五人，所征兵员多为受过了民团军事训练的团兵，军事素质较好。桂军参加了淞沪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等重大抗日战役，桂军士兵英勇善战，杀敌卫国的精神在抗日战场上有口皆碑。
    胡政之先生曾向白崇禧提出过一个颇为敏感的问题：你们办民团把武器发给民众，又给他们进行军事训练，难道你们不怕民众起来造你们的反吗？他们手里有枪杆子啊！
    白崇禧听了，哈哈一笑，说：“有人议论我们办民团是教猱升木 ,等于养成老百姓的造反能力。不知一个政府而怕人民造反，根本就不是一个好政府，因为只要政府好，百姓爱护之不暇，何至起来革命？如果因为怕人民革命，便不敢养成民众武力，结果也未必避免得了革命。”
    胡政之先生认为：“这是很透辟的话，值得介绍一下。”
    胡政之先生遍观广西的形势，有感而发：“我旅行所经，看到许多乡村，辟有乡村公路，设有公共苗圃，整洁肃穆，是为改革力量达到下层的表征。如能循序渐进，再得三五年继续不断的工作，一定有更好的成绩。”
    白崇禧不愧是统兵的强将，治世的强人。三国时代，给诸葛亮几十年的偏安局面；然而民国年间，对“小诸葛”却颇为吝啬。就在胡政之先生的那篇堪称历史经典之作的《粤桂写影》在《大公报》发表之后才及一年，统治广东的“南粤王”陈济棠突然发起反蒋运动，广西被拖下水，与蒋介石兵戎相见，打乱了广西刚刚走上正轨的各项建设。虽然蒋桂之间最后形成和局，没有发生内战，但次年卢沟桥一声炮响，强敌入侵，李宗仁、白崇禧率领广西子弟兵出发到前线抗日，广西省的人力、物力、财力、精力，几乎全部投入到抗日战争中去了。随着战争的扩大，国土逐渐沦丧，百万难民从全国各地沦陷区不断涌入广西，桂系自顾不暇，原来的建设规划，便无以为继。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前期，桂系为了巩固其在广西的统治和着眼于未来的民族自卫战争，提出了“建设广西、复兴中国”的主张和“三自”“三寓”政策，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了政治、经济、军事和文教等方面的全面建设，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使广西获得了“模范省”的美称，也为桂系投入三十年代后期开始的抗日战争，在组织和人力、物力上奠定了基础，做出了贡献，受到国内外舆论的广泛好评。那时候，到广西参观访问的国内外名人和各界代表团众多，发表赞扬广西的文章也多，但是只有胡适先生的《南游杂忆》 和胡政之先生的《粤桂写影》 两篇长文影响最大，成为历史经典文献，为我们了解那个特殊年代的广西，打开了两扇窗口，闪现出一种远去的历史背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