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高粱家族 - 狗道.9

    爷爷托起父亲，走出张先生的家。
    爷爷思虑重重地看着昏昏迷迷地躺在窝棚里的我父亲。父亲脸上蒙着白纱布，只露着一只鬼鬼祟祟的眼睛。张辛一先生又来过一次，他给父亲换过药后，对爷爷说：“余司令，伤口没发炎，这就是大喜。”爷爷问：“你说，只剩下一个子儿，还行吗？”先生说：“司令，眼下还顾不上那个，令郎是被疯狗咬了，能保住命就好。”爷爷说：“要是那个不中用了，保住条命又有什么用。”张先生见爷爷面露杀相，唯唯诺诺地退着走了。
    爷爷心中烦乱，提着枪出去，到那洼子附近转悠。秋气肃杀，白霜遍地，黄绿色的高粱芽苗被霜打蔫了，湿水成洼的地方，有了一些细小的凌刺。爷爷想起，已是十月底了，寒冬即将来临，自己病体虚弱，儿子生死未卜，家破人亡，百姓涂炭，王光、德治又死了，瘸子郭羊远走他乡，刘氏腿上的疽还在流脓淌血，瞎子整日枯坐，倩儿姑娘什么也不懂，八路拉他，冷支队挤他，日本人又跟他结了怨仇爷爷拄着棍子站在洼地边缘的一个土丘上，眄视遍野尸骨和毁弃在地的红高粱，思绪万千，心灰意懒，他的心里不断地闪出恩恩仇仇的往事，富贵荣华，娇妻美妾，宝马金枪，花天酒地，都像流云一样飘飘而去，几十年斗强使气，争风吃醋，换来的是眼下一副凄凉景象。他几次把手按在枪把上，又犹犹豫豫地放开。
    一九三九年秋冬，是我爷爷的历史上一段非常困难的时期，队伍被消灭，爱妻被打死，儿子受重伤，家园被烧毁，病魔又缠身，战争把爷爷的一切，几乎全部毁掉了。他面对着人的尸首和狗的尸首，像对着一大团千丝百缕地交织在一起的乱麻线，越择越乱，怎么也理不出个头绪。他几次手按枪把，想告别这个混蛋透顶的世界，但强烈的复仇情绪战胜了他的怯懦，他恨日本人、恨冷支队，也恨八路的胶高大队，胶高大队从他这里拐走了二十多条枪，就消逝得无影无踪，并未听说他们与日本人去战斗，只听说他们与冷支队闹摩擦，并且，爷爷还怀疑，他和我父亲藏在枯井里后来突然不见了的那十五条日本“三八”式盖子枪，也是被胶高大队偷走了。
    四十出头年纪、面容还算俏丽的刘氏到洼子边上来找爷爷，她用怜爱的目光抚摸着爷爷银色的头颅，用粗糙的大手搀住爷爷的胳膊，说：“兄弟，别坐在这苦想了回去吧，古人说天无绝人之路，猛吃猛喝猛喘气，养好了病再说”
    爷爷感动地看着这妇人慈善的面容，叫了一声：“嫂子”眼泪几乎滚出来。
    刘氏抚摸着爷爷的弓背，说：“瞧瞧，刚四十岁的人，给折磨成什么样子啦”
    刘氏搀着爷爷往回走，爷爷看着她微跛的腿，关切地问：“你的腿好些了吗？”
    刘氏说：“疮口都收了，只是这条腿比那条腿细了。”
    爷爷说：“能长粗的。”
    刘氏说：“豆官的伤我看不大要紧啦。”
    “嫂子，”爷爷问“你说，一个子儿还行不行？”
    刘氏说：“我看行，独头蒜更辣。”
    爷爷说：“真行？”
    刘氏说：“俺那个小叔子生来就是一个子，还不是生男生女一大串。”
    爷爷说：“噢。”
    夜里，爷爷将疲乏的头颅伏在刘氏温暖的怀里，刘氏用那只大手摩挲着爷爷瘦骨嶙峋的身体，细语绵绵地说：“兄弟你还行吗还有劲吗你别愁了，干干我，心里是不是轻快一点”
    爷爷嗅着刘氏嘴里喷出来的酸甜气息，一下子就睡熟了。
    母亲总也忘不了张先生用镊子夹住那颗紫红色的扁球儿的情景。张先生把那球儿举得眼前看一阵，然后扔进盛着脏棉花球、破皮烂肉的污物盆里。豆官身上的一个扁球儿被张先生扔进污物盆里。昨天是宝贝，今天进了污物盆。母亲十五岁多了，渐省人事，她又羞又怕。她在照顾父亲时，看着父亲那被纱布缠住的鸡子，心里怦怦跳，脸一阵发烧，一阵发红。
    后来她发现了刘氏跟我爷爷睡在一起。
    刘氏对她说：“倩儿，你十五岁了，不小了，你撩撩豆官的鸡儿看看，能挺起来，他就是你男人啦。”
    母亲羞得差点哭了。
    父亲的伤口拆了线。
    父亲躺在窝棚里睡觉，母亲悄悄地溜进去，她轻手轻脚、脸皮滚烫。她在父亲身边跪下，轻轻地把父亲的裤子褪下来。在月亮的光线下，母亲看到父亲的鸡子因为受伤变得丑陋不堪，鸡头上带着生死不怕、疯疯颠颠的野蛮表情。她小心翼翼地用汗津津的手握住它，感到它渐渐热起来，渐渐在她手心里膨胀起来，并像心跳一样在她手里跳动着。父亲睁开了眼，乜乜斜斜地说：“倩儿，你干什么？”
    母亲惊叫一声，撒腿就跑，与正要进窝棚的我爷爷撞了个满怀。
    爷爷扳住她的肩头，问：“怎么啦，倩儿？”
    母亲哇一声哭了。她挣脱爷爷的手，飞跑着去了。
    爷爷钻进窝棚。
    爷爷像发疯一样跑出窝棚，找到刘氏，抓住她的两个乳房，用力撕扯着，语无伦次地说着：“是独头蒜！是独头蒜！”
    爷爷对着天空，连放三枪，然后双手合十，大声喊叫：
    “苍天有眼！”
    爷爷用手巴骨敲打着墙壁。阳光斜射进来。照着擦得锃亮的炕桌上摆着的高密泥塑。白窗户上贴满了奶奶亲手剪出的构思奇巧、花样翻新的剪纸。五天之后，这里的一切都要在战火中化为灰烬。现在是一九三九年八月初十，爷爷蜷着一只伤臂，带着满身汽油味儿，从公路上归来。他和父亲一起把那挺歪把子日本机关枪埋在院子里的楸树下，又进屋来寻找奶奶藏下的银钱。
    墙壁空空洞洞的响着，爷爷掏出枪，用枪把子砸墙壁，一下子砸出一个洞。爷爷伸手进去，拖出了一个红布小口袋，摇摇，哗啷响，倒在炕上一数，五十块银洋。
    爷爷把银洋装好，说：“走吧，儿子。”
    父亲问：“爹，去哪儿？”
    爷爷说：“进县买子弹，跟冷麻子算帐。”
    父亲和爷爷走到县城北边去，太阳偏西，胶济铁路在高粱棵里乌青青如一条长龙，黑色的火车喀当喀当地爬来爬去，一团团焦黄的煤烟缭绕在高粱梢头，铁轨亮唧唧地刺眼，像龙的鳞片。火车尖利的嘶鸣使父亲心惊胆颤，他紧紧地抓住爷爷的手。
    爷爷拖着父亲，走到一个高大的坟墓前，墓前有一块两人多高的白石碑，碑上扁扁的字迹已剥蚀的难辨横竖，墓四周有几棵双人难以合抱的老柏树，树冠黑森森的，无风也在呜呜地鸣叫。坟墓被血红的高粱包围着，像一个黑色的孤岛。
    爷爷在墓碑前挖了一个坑，把自来得手枪放进去。父亲也把他的勃郎宁手枪放进去。
    父亲和爷爷跨过铁道，望到了高大的城门洞子。城门楼子上高挑着一面日本旗，旗上的红日与西斜的红日相映着，显得鲜明又辉煌。门洞两侧站着两个岗哨，左边是日本兵，右边是中国兵。中国兵盘问搜查着老百姓，日本兵持枪立着，看着中国兵搜查中国人。
    爷爷一过铁道就把父亲背起来，低声说：“装肚子疼，哼哼起来。”
    父亲哼哼了两声，悄声问：“爹，就这样哼哼吗？”
    爷爷说：“动静再大一点。”
    他们随着进城的人到了城门洞子。中国兵吼一声：“哪村的，进城干什么？”
    爷爷死声死气地说：“城北鱼滩的，孩子得了绞肠痧，进城里找吴先生给治治。”
    父亲光顾了听爷爷和岗哨对话，忘了哼哼。爷爷在他大腿上用力拧了一把，父亲嗷嗷地叫起来。
    岗哨挥挥手，放爷爷进去了。
    走到僻静处，爷爷愤怒地说：“混蛋，为什么不哼哼？”
    父亲说：“爹，你拧人好疼啊！”爷爷带着父亲，从一条铺满炉灰渣子的小斜街上往火车站方向插过去。黯淡的阳光。污浊的空气。父亲看到火车站破旧的站房旁边修筑着两座高大的炮楼，炮楼上的白色日本旗中心凝着一团红血，两个牵着狼狗的日本兵在站台上机械地走动，几十个要乘车的旅客有蹲有站，排在铁栅栏外边。一个穿著黑衣服的中国人提着一盏红灯，在站台上立着，从东边传来火车的鸣叫。父亲脚下的地皮都在哆嗦，那两条狼狗对着驰来的列车叫了两声。一个卖纸烟瓜子的小老太婆蹀蹀躞躞地在那些旅客旁边徘徊着。火车(同:口空)咚(同:口空)咚喘息着，在站上停下来。父亲看到火车拉着二十多个长盒子，前边十几个四四方方，有窗有门；后边十几个没有顶盖，一些四愣八叉的东西用草绿色的大蓬布遮着。车上站着几个鬼子，叽哩咕噜地跟站台上的鬼子打着招呼。父亲听到一声尖锐的枪响，从铁路北面的高粱地里传来，货车上的一个高大鬼子，身体晃了晃，一头栽到了车厢下。炮楼上响起了狼嗥般的警报声，正下车的旅客和未上车的旅客四散奔跑，狼狗狂吠不止，炮楼上的机枪哗哗地往北扫射着。火车在忙乱中开动了，大团的黑烟飞散，站上煤灰飞扬。爷爷拉着父亲的手，飞快地拐进一条幽暗的小巷子。
    爷爷推开了一扇半掩着的门，进了一个小院子。房檐下挑着一盏纸糊的小灯笼，红颜色，射出短而弱的神秘红光。一个涂脂抹粉的看不出年龄的女人倚门而立，猩红的唇里露出两排细密的白牙，一脸的笑容，蓬着黑鸦鸦的头发，鬓边斜插一枝绢花。
    “哥呀！”那女人娇滴滴地说“当了司令就把妹妹给忘了。”她粘在爷爷身上撒娇。
    “老实点，当着我儿子的面。”爷爷说。
    “今天没空跟你罗唆！五兄弟那边的线还扯着吧？”
    那女人悻悻地出去，插上大门，又从房檐下落下红灯笼。进屋来，撇着嘴说：“五兄弟被警备局打啦！”
    爷爷说：“警备局的宋顺不是五兄弟的把兄弟吗？”
    女人说：“你以为这种酒饭朋友靠得住是怎么的！青岛那边一出事，老娘这边就像坐在刀尖上过日子一样。”
    “五兄弟不会供出你来，那小子牙关紧，当年在曹梦九那儿走过热鏊子的。”爷爷说。
    “你来干什么？听说你打了日本的汽车队？”
    “吃了大亏！我操死冷麻子他亲娘。”
    “你别跟他们纠缠，那些人一个个鬼精蛤蟆眼的，你斗不过。”
    爷爷从腰里摸出那包银洋，摔到桌子上，说：“给五百颗，红屁股眼的。”
    “还红屁眼蓝屁眼，五兄弟一出事，我这儿早干啦，老娘又不会下枪子。”
    “你少给我卖关子！这五十元你先花着，你想想，余占鳌亏待过你没有？”
    “我的哥，”女人说“你这是说的什么呀，妹妹跟你又不是外人。”
    “你别惹我生气！”爷爷冷冷地说。
    “你们出不了城。”女人说。
    “你就别管了。给五百颗大粒的，再给五十颗小粒的。”
    那女人走到院子里听听动静，一会儿进了屋。她推开墙上的一扇暗门，拿出一盒子黄灿灿的手枪子弹。
    爷爷找了一根袋子，装好子弹，捆在腰里，说：“走啦！”
    女人拦住他，说：“你打算怎么走？”
    爷爷说：“从火车站那儿，，爬过铁道去。”
    女人说：“不行，那儿有炮楼，有探照灯，有狗，有岗哨。”
    爷爷冷笑着：“试试看吧，不行就回来。”
    爷爷和父亲沿着黑暗的巷子，溜到火车站附近，这里没有城墙。他们躲在铁匠铺子的墙角上，看着灯火通明的站台，站台上岗哨林立。爷爷对父亲耳语一声，扯着父亲向西回转。站房西边是一个露天货场，铁丝网从站房那儿一直拉到城墙头上。炮楼上的探照灯来来回回扫着，照得十几道铁轨耀眼的明亮。货场上竖着一根高竿，竿上亮着一盏牛蛋子形状的大电灯，绿荧荧的，照得万物变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