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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 作者:孙皓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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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阶段，是转移城父，合兵休整的阶段。

    不久，“李信引兵而西，与蒙武会城父，荆人因随之。”

    这则记载虽然简单，但却包含了三件互相关联的军情大事。其一，李信固守快速作战之法，以十余万兵力迅速南下，携带的大型攻坚兵器必然很少，无法攻克寿春（郢都）完全在情理之中。在这种情况下，李信只能另行建立驻扎基地，以谋求再战。从“引兵而西”的进军方向看，李信南下遭遇楚军并攻破楚军营垒的地区，应当在郢都的东北地带。否则，不可能西向进军。

    其二，李信主力与西北方向的蒙武军取得了联络，约定在涡河流域的城父（今日安徽涡阳县地带）会和，以重新建立作战基地，使大军获得暂时休整，而后决定再战方略。

    其三，项燕派出楚军一部，秘密尾随于秦军之后。

    请注意，“随之”不是追击的意思。因此，与后边的“三日三夜不顿舍”，是两个行动阶段。依据战争实践，尾随而不攻击，一定是在等待更大范围之内的楚军同时发动总攻，而尾随一定是隐蔽的。这支楚军隐蔽尾随秦军，其任务很清楚，就是在总攻击发动时能够立即紧紧咬住秦军，不使其脱身。显然，至少在李信、蒙武兵分南北的时候，楚将项燕的反攻部署就开始了。而秘密尾随李信部的楚军，只是其中的一支力量。

    从后来的战争实践看，李信蒙武两军第一次大败楚军，无疑是真实的。但是，第二次进逼寿春（郢都）外围的战胜，以及蒙武在北边鄢陵的战胜，就未必是真实的胜利了。最大的可能，是楚军在纵深腹地采取了有意退让的策略，以形成更大范围的秘密包围圈。

    直到这时，李信依然没有对楚军的诸多秘密部署有丝毫警觉。

    在第四个阶段，楚军完成秘密集中，突然发动总攻势。

    李信秦军的灾难，突然来临了。

    第一个突然事件是秦军两部堪堪会合，构筑壁垒尚未完成之际，秘密尾随的楚军在秦军造饭的时辰，或者在午夜，或者在黎明，突然发动了猛烈袭击，导致已经趋于骄傲轻敌的秦军发生了极大的混乱。

    第二个突然事件，周边地域隐蔽的楚军主力，全力以赴开来参战，以优势兵力猛攻秦军。秦军缺乏准备，无法有效抵挡。于是，李信只有下令撤退。

    第三，大失败与大撤退，楚军乘胜大追击。两个方面的突然攻势发动之后，两军进入正面作战，这才进入了史料的简单记载：“三日三夜不顿舍，大破李信军；入两壁，杀七都尉，秦军走。”

    这个阶段的基本事实有四个方面：一则，秦军仓促接战，迅速被楚军连续冲破两道营垒，开始大败溃退；二则，楚军开始大追击，连续追击三日三夜，一顿饭的耽搁都没有；三则，楚军追击战大获全胜，杀死七名都尉——秦军中级将领；四则，李信秦军伤亡惨重，余部逃回秦国。

    项燕楚军的第一次抗秦之战，筹划之周密，攻势之强大，堪称战国末期整个山东六国对秦作战的最大胜利，也是最经典战例。

    3.秦王嬴政清醒纠错

    这场空前的大败，在秦国引起的普遍反响，史料没有明确记载。

    可见的踪迹仅仅只有六个字——“始皇闻之大怒”。从事实上说，这次巨大失败必然会引起秦国社会的普遍震惊。否则，秦王嬴政“大怒”何来。但是，以秦国久远的耕战传统，以此时秦国的深厚实力，以及连续统一四国所锤炼的强大自信心，这种震惊不会是恐慌性的畏惧感，而是一种大大出乎预料的意外感。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场失败，对于秦统一中国的精神意义是巨大而深远的。它给这个即将成型的强悍而骄傲的帝国，及时敲响了一个警钟——即或是具有正义性的统一战争，也是残酷的，广袤的楚国更是不能忽视的。这一影响，从秦王嬴政的迅速反应中得到了充分证明。

    秦王嬴政的第一个实际行动，是立即赶赴频阳，会见已经归隐的王翦。

    请注意，以当时的急迫形势，以秦国的法度，以君主制时代的基本礼仪，秦王若能在此时下令紧急召见王翦商讨，就已经是非同寻常的明君了。可是，秦王嬴政没有停留在寻常明君的地步，不是下令召见，而是立即亲自赶赴王翦家乡。这一行动的实际内涵，是明确地向王翦认错，以实际作为检讨自己。

    秦王嬴政的第二个实际行动，是向王翦坦诚会商。

    这次会商谈话，基本内容有两方面：一则明确检讨自己，二则动员王翦出山担任灭楚统帅。检讨自己，嬴政是两句话：“寡人以不用将军计，李信果辱秦军。”——我没有采纳将军的谋划，任用李信，果然使秦军遭受了辱没。动员王翦，则是从说明形势开始的：“今闻荆兵（楚军）日进而西，将军虽病，独忍弃寡人乎？”——楚军已经步步进逼了，将军纵然有病，能忍心丢下我不管吗？显然，秦王嬴政的反省与决策，这时都已经很明确了。

    王翦的反应，分为两段，很有大政治家的风范。

    首先，王翦基于此前的称病归隐，过渡性地婉言谢绝，请秦王另外遴选贤才。秦王自然明白王翦称病的真实原因，立即一句话揭过：“已矣！将军勿复言。”——过去的事了，将军不要再说了。这一反应的潜在含义是：我从来没有将你的称病归隐，看做是真正的老了病了，你是出于国事歧见归隐的，现在只说国事。

    其次，王翦坦诚地坚持重申了自己的主张。在秦王已经明确要任用王翦的情况下，身为重臣名将的老统帅，王翦自然不会置国家困局于不顾，再三迂腐推辞。王翦只申明一点：“大王必不得已用老臣，非六十万人不可。”秦王嬴政立即回答：“为听将军计耳。”——我来，为的就是听你的谋划啊。潜在意思很明确：我不可能不听你的。

    至此，君臣两人心照不宣，王翦再度出山，担任秦军第二次灭楚战役的统帅。这次，副统帅仍然是蒙武。对蒙武的再度任用，透露出三则背景事实：一则，王翦主张任用蒙武。否则，秦王嬴政不可能将第一次战败的副将再派做王翦副手。二则，蒙武在第一次战役中没有重大缺失。甚或，曾经对李信的作战方略提出过反对意见。三则，蒙武在第一次对楚作战中的经验，对秦军具有重要意义。以持重作战闻名的王翦，不可能忽视第一次失败所隐藏的有用经验。

    4.秦国六十万兵力之历史透视

    自王翦受命领军，到秦军再度大规模南下，至少有三个月的筹备期。

    此时，冬天已经来临。秦国利用这一传统的休兵季节，进行了紧急筹划。第一要务，便是重新调集兵力。因为，李信失败之后，秦军主力至少战死三分之一甚或一半，加上重伤不能作战者，二十万人至少减员三分之二。可编入王翦部再度南下者，应该不超过七八万人。如此，秦军要再度集中六十万大军，纵然有兵可调，也是一件很艰巨的事情。

    当时秦军的总规模构成，有五大部分：

    其一，秦王嬴政亲政后十年整军强国，训练成的主力新军大约四十余万人；

    其二，传统的各关塞守军，以及后来增兵的九原守军，总数大约三十万上下；

    其三，都城咸阳守军，以及各郡县官府的地方防卫军，总数大约十余万人；

    其四，秦王直领的王室防护军，以及王城的宫廷警备军，总数大约三五万人；

    其五，分布在巴郡长江上游与函谷关外的水军，总数大约在十万之内。

    也就是说，统一六国时期的秦军兵力总规模，应当在一百万上下。

    依据以上总构成，在李信军战败之后，秦国的主力新军大体上只有二十万左右了。秦国要在来年春暖之前，重新调遣三十余万人马集中于函谷关外的基地，并进行必要的整训与重新编制，可以想见，这是非常艰巨繁难的。请不要忘记，在当代高科技条件下的第一次伊拉克战争前，美国花了大约半年时间，才集中了三十万大军到海湾地带。可是，当时的秦国竟然如期实现了目标。来年开春，秦国六十万大军就南下了。由此可见，当时秦国的战争动员能力是后世任何王朝所无法比拟的。

    秦国的土地与人口规模，决定了秦国的军队规模。

    先说土地规模。

    依据《商君书·徕民篇》记载：“今秦之地，方千里者五。”五个方千里，大体是今日的125万平方公里，大体占当时中国的四五分之一。即或，这一记载是后来者的增补之说，那么，至少在战国后期的秦昭王时期一定是达到了。其后，在吕不韦时期与秦王政亲政前期，秦国又吞并了大洛阳地区的西周、东周，还相继攻占了韩国、魏国、楚国、赵国的诸多土地，同时又接受了多次割地、献地，比秦昭王时期有很大扩张。

    对这些土地，秦国都设立了新的郡县。到秦国发动统一战争之时，秦国领土的总规模实际上已经大大超过了“五个方千里”，至少达到了七个或八个“方千里”以上。以今日目光考量，大约拥有两百余万平方公里的规模，占当时中国的三分之一多。

    再说人口规模。

    对于战国人口，历来史家都是大体的合理估算，不可能有精确数字。一般认为，战国人口大体在两千余万，或者稍多一些。我的看法是，这种普遍看法，大大低估了战国人口的数量规模。我的评判，是依据一个基本的历史数字为参照，进行最基本的计算而得出的。

    这一基本方法为：以史料记载的当时各国军队的数量，与“成军人口”之间的比例关系，推算出当时的人口总数量。这一方法，用相对明确的公式表示出来是：

    战国总人口＝军队数量×10.＋不能征发的老人儿童数量  我们先来简单说说军队数量与成军人口的比例关系。

    所谓“成军人口”，是指可以作为兵员征发基础的适龄人口总数量，无分男女人口，都计算在内。成军人口的年龄界限，古典社会一般在18岁上下到50岁上下。战国时代战事连绵，可能在某些国家两头都会有所延伸——15岁上下到60岁上下。秦赵长平大战，秦昭王赶赴河内征发后援力量，就是15岁之上人口尽数征发。虽然，那不是典型的兵士征发，但也可以看做年龄标准的一个参考指数。

    成军人口的征发比例，一般是10∶1上下。也就是说，大体上是十个人征发一个男丁；具体到男子比例，则大体上是五个人征发一个。征发过多，则诸多生产领域无法支撑，社会生计会陷于瘫痪。成军人口再加上不能征发的老人与儿童，就大体接近于一个特定时期的总人口数量了。

    在中国历史上，估算战国人口者，有南朝梁人刘昭，他在注释《后汉书》时引用了晋人皇甫谧《帝王世纪》的说法：“然考苏秦、张仪之说，计秦及山东六国戍卒，尚存五百余万；推民口数，当上千余万。”依据这一则资料中的“口数”之说，后世以至当代的诸多史学家、经济史家，都将战国人口判定在一千万上下，或两千万上下。

    这一判定，来源于将“口数”这一用语，误解为实际的人头数量。

    依据历史的实践，刘昭所引《帝王世纪》的“口数”，不是人头数，而是户口数——户主数量。先秦时期的料民，也就是人口登记，历来以登录户主数量为基本方法。官府所以无法掌握诸多豪强世族所依附的人口数量，正是基于登记户主的方法弊端而来。商鞅变法所以要大力推进成人分家立户制度，而不允许数代人同为一户的大家族，其根源既在于人口登记相对简便准确，也在于以户主为单元的赋税征发制度的需求——扩展税源。

    所以，这里的“口数”，实际是户口数，而不是人头数。“口数千余万”，就是一千余万户。以正常的平均数推算，每户平均五人。那么，刘昭资料所说的千余万户，就是五千余万人口。

    若以军队数量与成军人口为基础推算，再加上老人儿童的数量，如此，则战国总人口应当在六千万有余。成军人口与军队数量的关系，是古典社会的基本常识。若刘昭引用的口数指的是人头数，那么战国的五百余万军队，实际上就是当时的一半人口——所有的男子人口都进入了军队！显然，这是绝然不可能的。若《帝王世纪》所言的是人口数量，作为学者的刘昭一定不会引用，或者，引用了也一定会特别说明。刘昭引用这则资料，证明他是相信这一估算的。反过来则说明，刘昭依据《帝王世纪》所说的是军队数量，推算出来的是户口数字，而不是人头数字。

    只有以六千余万总人口为基数，才能征发五百余万军队。这是历史实践的合理逻辑。

    战国有五百余万军队的依据，在《战国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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