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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 作者:孙皓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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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阶段,是转移城父,合兵休整的阶段。

    不久,“李信引兵而西,与蒙武会城父,荆人因随之。”

    这则记载虽然简单,但却包含了三件互相关联的军情大事。其一,李信固守快速作战之法,以十余万兵力迅速南下,携带的大型攻坚兵器必然很少,无法攻克寿春(郢都)完全在情理之中。在这种情况下,李信只能另行建立驻扎基地,以谋求再战。从“引兵而西”的进军方向看,李信南下遭遇楚军并攻破楚军营垒的地区,应当在郢都的东北地带。否则,不可能西向进军。

    其二,李信主力与西北方向的蒙武军取得了联络,约定在涡河流域的城父(今日安徽涡阳县地带)会和,以重新建立作战基地,使大军获得暂时休整,而后决定再战方略。

    其三,项燕派出楚军一部,秘密尾随于秦军之后。

    请注意,“随之”不是追击的意思。因此,与后边的“三日三夜不顿舍”,是两个行动阶段。依据战争实践,尾随而不攻击,一定是在等待更大范围之内的楚军同时发动总攻,而尾随一定是隐蔽的。这支楚军隐蔽尾随秦军,其任务很清楚,就是在总攻击发动时能够立即紧紧咬住秦军,不使其脱身。显然,至少在李信、蒙武兵分南北的时候,楚将项燕的反攻部署就开始了。而秘密尾随李信部的楚军,只是其中的一支力量。

    从后来的战争实践看,李信蒙武两军第一次大败楚军,无疑是真实的。但是,第二次进逼寿春(郢都)外围的战胜,以及蒙武在北边鄢陵的战胜,就未必是真实的胜利了。最大的可能,是楚军在纵深腹地采取了有意退让的策略,以形成更大范围的秘密包围圈。

    直到这时,李信依然没有对楚军的诸多秘密部署有丝毫警觉。

    在第四个阶段,楚军完成秘密集中,突然发动总攻势。

    李信秦军的灾难,突然来临了。

    第一个突然事件是秦军两部堪堪会合,构筑壁垒尚未完成之际,秘密尾随的楚军在秦军造饭的时辰,或者在午夜,或者在黎明,突然发动了猛烈袭击,导致已经趋于骄傲轻敌的秦军发生了极大的混乱。

    第二个突然事件,周边地域隐蔽的楚军主力,全力以赴开来参战,以优势兵力猛攻秦军。秦军缺乏准备,无法有效抵挡。于是,李信只有下令撤退。

    第三,大失败与大撤退,楚军乘胜大追击。两个方面的突然攻势发动之后,两军进入正面作战,这才进入了史料的简单记载:“三日三夜不顿舍,大破李信军;入两壁,杀七都尉,秦军走。”

    这个阶段的基本事实有四个方面:一则,秦军仓促接战,迅速被楚军连续冲破两道营垒,开始大败溃退;二则,楚军开始大追击,连续追击三日三夜,一顿饭的耽搁都没有;三则,楚军追击战大获全胜,杀死七名都尉——秦军中级将领;四则,李信秦军伤亡惨重,余部逃回秦国。

    项燕楚军的第一次抗秦之战,筹划之周密,攻势之强大,堪称战国末期整个山东六国对秦作战的最大胜利,也是最经典战例。

    3.秦王嬴政清醒纠错

    这场空前的大败,在秦国引起的普遍反响,史料没有明确记载。

    可见的踪迹仅仅只有六个字——“始皇闻之大怒”。从事实上说,这次巨大失败必然会引起秦国社会的普遍震惊。否则,秦王嬴政“大怒”何来。但是,以秦国久远的耕战传统,以此时秦国的深厚实力,以及连续统一四国所锤炼的强大自信心,这种震惊不会是恐慌性的畏惧感,而是一种大大出乎预料的意外感。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场失败,对于秦统一中国的精神意义是巨大而深远的。它给这个即将成型的强悍而骄傲的帝国,及时敲响了一个警钟——即或是具有正义性的统一战争,也是残酷的,广袤的楚国更是不能忽视的。这一影响,从秦王嬴政的迅速反应中得到了充分证明。

    秦王嬴政的第一个实际行动,是立即赶赴频阳,会见已经归隐的王翦。

    请注意,以当时的急迫形势,以秦国的法度,以君主制时代的基本礼仪,秦王若能在此时下令紧急召见王翦商讨,就已经是非同寻常的明君了。可是,秦王嬴政没有停留在寻常明君的地步,不是下令召见,而是立即亲自赶赴王翦家乡。这一行动的实际内涵,是明确地向王翦认错,以实际作为检讨自己。

    秦王嬴政的第二个实际行动,是向王翦坦诚会商。

    这次会商谈话,基本内容有两方面:一则明确检讨自己,二则动员王翦出山担任灭楚统帅。检讨自己,嬴政是两句话:“寡人以不用将军计,李信果辱秦军。”——我没有采纳将军的谋划,任用李信,果然使秦军遭受了辱没。动员王翦,则是从说明形势开始的:“今闻荆兵(楚军)日进而西,将军虽病,独忍弃寡人乎?”——楚军已经步步进逼了,将军纵然有病,能忍心丢下我不管吗?显然,秦王嬴政的反省与决策,这时都已经很明确了。

    王翦的反应,分为两段,很有大政治家的风范。

    首先,王翦基于此前的称病归隐,过渡性地婉言谢绝,请秦王另外遴选贤才。秦王自然明白王翦称病的真实原因,立即一句话揭过:“已矣!将军勿复言。”——过去的事了,将军不要再说了。这一反应的潜在含义是:我从来没有将你的称病归隐,看做是真正的老了病了,你是出于国事歧见归隐的,现在只说国事。

    其次,王翦坦诚地坚持重申了自己的主张。在秦王已经明确要任用王翦的情况下,身为重臣名将的老统帅,王翦自然不会置国家困局于不顾,再三迂腐推辞。王翦只申明一点:“大王必不得已用老臣,非六十万人不可。”秦王嬴政立即回答:“为听将军计耳。”——我来,为的就是听你的谋划啊。潜在意思很明确:我不可能不听你的。

    至此,君臣两人心照不宣,王翦再度出山,担任秦军第二次灭楚战役的统帅。这次,副统帅仍然是蒙武。对蒙武的再度任用,透露出三则背景事实:一则,王翦主张任用蒙武。否则,秦王嬴政不可能将第一次战败的副将再派做王翦副手。二则,蒙武在第一次战役中没有重大缺失。甚或,曾经对李信的作战方略提出过反对意见。三则,蒙武在第一次对楚作战中的经验,对秦军具有重要意义。以持重作战闻名的王翦,不可能忽视第一次失败所隐藏的有用经验。

    4.秦国六十万兵力之历史透视

    自王翦受命领军,到秦军再度大规模南下,至少有三个月的筹备期。

    此时,冬天已经来临。秦国利用这一传统的休兵季节,进行了紧急筹划。第一要务,便是重新调集兵力。因为,李信失败之后,秦军主力至少战死三分之一甚或一半,加上重伤不能作战者,二十万人至少减员三分之二。可编入王翦部再度南下者,应该不超过七八万人。如此,秦军要再度集中六十万大军,纵然有兵可调,也是一件很艰巨的事情。

    当时秦军的总规模构成,有五大部分:

    其一,秦王嬴政亲政后十年整军强国,训练成的主力新军大约四十余万人;

    其二,传统的各关塞守军,以及后来增兵的九原守军,总数大约三十万上下;

    其三,都城咸阳守军,以及各郡县官府的地方防卫军,总数大约十余万人;

    其四,秦王直领的王室防护军,以及王城的宫廷警备军,总数大约三五万人;

    其五,分布在巴郡长江上游与函谷关外的水军,总数大约在十万之内。

    也就是说,统一六国时期的秦军兵力总规模,应当在一百万上下。

    依据以上总构成,在李信军战败之后,秦国的主力新军大体上只有二十万左右了。秦国要在来年春暖之前,重新调遣三十余万人马集中于函谷关外的基地,并进行必要的整训与重新编制,可以想见,这是非常艰巨繁难的。请不要忘记,在当代高科技条件下的第一次伊拉克战争前,美国花了大约半年时间,才集中了三十万大军到海湾地带。可是,当时的秦国竟然如期实现了目标。来年开春,秦国六十万大军就南下了。由此可见,当时秦国的战争动员能力是后世任何王朝所无法比拟的。

    秦国的土地与人口规模,决定了秦国的军队规模。

    先说土地规模。

    依据《商君书·徕民篇》记载:“今秦之地,方千里者五。”五个方千里,大体是今日的125万平方公里,大体占当时中国的四五分之一。即或,这一记载是后来者的增补之说,那么,至少在战国后期的秦昭王时期一定是达到了。其后,在吕不韦时期与秦王政亲政前期,秦国又吞并了大洛阳地区的西周、东周,还相继攻占了韩国、魏国、楚国、赵国的诸多土地,同时又接受了多次割地、献地,比秦昭王时期有很大扩张。

    对这些土地,秦国都设立了新的郡县。到秦国发动统一战争之时,秦国领土的总规模实际上已经大大超过了“五个方千里”,至少达到了七个或八个“方千里”以上。以今日目光考量,大约拥有两百余万平方公里的规模,占当时中国的三分之一多。

    再说人口规模。

    对于战国人口,历来史家都是大体的合理估算,不可能有精确数字。一般认为,战国人口大体在两千余万,或者稍多一些。我的看法是,这种普遍看法,大大低估了战国人口的数量规模。我的评判,是依据一个基本的历史数字为参照,进行最基本的计算而得出的。

    这一基本方法为:以史料记载的当时各国军队的数量,与“成军人口”之间的比例关系,推算出当时的人口总数量。这一方法,用相对明确的公式表示出来是:

    战国总人口=军队数量×10.+不能征发的老人儿童数量  我们先来简单说说军队数量与成军人口的比例关系。

    所谓“成军人口”,是指可以作为兵员征发基础的适龄人口总数量,无分男女人口,都计算在内。成军人口的年龄界限,古典社会一般在18岁上下到50岁上下。战国时代战事连绵,可能在某些国家两头都会有所延伸——15岁上下到60岁上下。秦赵长平大战,秦昭王赶赴河内征发后援力量,就是15岁之上人口尽数征发。虽然,那不是典型的兵士征发,但也可以看做年龄标准的一个参考指数。

    成军人口的征发比例,一般是10∶1上下。也就是说,大体上是十个人征发一个男丁;具体到男子比例,则大体上是五个人征发一个。征发过多,则诸多生产领域无法支撑,社会生计会陷于瘫痪。成军人口再加上不能征发的老人与儿童,就大体接近于一个特定时期的总人口数量了。

    在中国历史上,估算战国人口者,有南朝梁人刘昭,他在注释《后汉书》时引用了晋人皇甫谧《帝王世纪》的说法:“然考苏秦、张仪之说,计秦及山东六国戍卒,尚存五百余万;推民口数,当上千余万。”依据这一则资料中的“口数”之说,后世以至当代的诸多史学家、经济史家,都将战国人口判定在一千万上下,或两千万上下。

    这一判定,来源于将“口数”这一用语,误解为实际的人头数量。

    依据历史的实践,刘昭所引《帝王世纪》的“口数”,不是人头数,而是户口数——户主数量。先秦时期的料民,也就是人口登记,历来以登录户主数量为基本方法。官府所以无法掌握诸多豪强世族所依附的人口数量,正是基于登记户主的方法弊端而来。商鞅变法所以要大力推进成人分家立户制度,而不允许数代人同为一户的大家族,其根源既在于人口登记相对简便准确,也在于以户主为单元的赋税征发制度的需求——扩展税源。

    所以,这里的“口数”,实际是户口数,而不是人头数。“口数千余万”,就是一千余万户。以正常的平均数推算,每户平均五人。那么,刘昭资料所说的千余万户,就是五千余万人口。

    若以军队数量与成军人口为基础推算,再加上老人儿童的数量,如此,则战国总人口应当在六千万有余。成军人口与军队数量的关系,是古典社会的基本常识。若刘昭引用的口数指的是人头数,那么战国的五百余万军队,实际上就是当时的一半人口——所有的男子人口都进入了军队!显然,这是绝然不可能的。若《帝王世纪》所言的是人口数量,作为学者的刘昭一定不会引用,或者,引用了也一定会特别说明。刘昭引用这则资料,证明他是相信这一估算的。反过来则说明,刘昭依据《帝王世纪》所说的是军队数量,推算出来的是户口数字,而不是人头数字。

    只有以六千余万总人口为基数,才能征发五百余万军队。这是历史实践的合理逻辑。

    战国有五百余万军队的依据,在《战国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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