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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 作者:孙皓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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奠定了根基地位。
其二,赵奢迎击秦军的阏与之战,开创了以决战决胜之勇气迎击强敌的经典范例。从此,“两军相逢勇者胜”成为千古不朽的军事格言。这种面对强大之敌而敢于亮剑的精神,在此后成为中国民族与中国军队的最基本特质之一。
其三,白起的长平大战,开创了大军团包围战与歼灭战的经典范例。从此,实现包围敌军而全歼之的大型歼灭战,成为所有军事家的光荣与梦想。从军事素养的意义看,也成为迄今为止所有军事家指挥艺术的最高境界。
其四,田单的即墨保卫战,以绝对弱势的兵力坚持六年,孤城不破,且一举反攻获胜,开创了防守战的最高经典模式。从此,孤绝艰危的战役处境,不再被战争理念确定为必然放弃。顽强地防守,成为衡量一支军队的基本标准之一。
其五,李牧反击匈奴的“长期隐蔽,一举反击”的大草原战法,开创了在广阔平坦的大草原地带隐蔽兵力,堪称“善藏于九地之下”的反击战法的经典。并同时开创了大兵团骑兵对大兵团骑兵,并在反击获胜之后长途追击的决胜范例。此后,秦帝国的上将军蒙恬再度弘扬这一战法,使华夏世界的古典骑兵大战役不朽地垂范于后世。
其六,王翦的灭赵、灭燕、灭楚、进军岭南的四大战役,开创了妥善灭国而不事杀戮的文明统一战争的最成功范例。秦帝国的统一六国之战,其规模之大震古烁今,其立足战胜而禁绝暴行的战争文明水准,更是冷兵器时代空前绝后的奇迹。
此后,这种统一战争的方式,成为历代中国统一战争的最高境界。
最重要的是,上述六大经典战役,还远远不是战国时代战争智慧的全部。
3 战争文明的历史巅峰
战争文明,是衡量一个时代文明水准的最基本标尺之一。
如同对战争水准的历史评估一样,对战争文明的历史评估,也有一组最基本的实践要素。这些体现于特定时代的战争实践要素,我们以当代理念给以概括,大体可以视为对战争文明进行历史评估的基本指数。这一组指数是:
其一,战争价值观的历史合理性;
其二,国家战略理念的历史高度;
其三,战争方式对人道主义的实现程度;
其四,军队的国家化程度;
其五,兵员征发方式与战争动员方式的正义性。
对于上述指数在战国时代的基本情况,这里不再一一展开。我只就这一组指数的基本点,简单地作以说明。
其一,战国时代的战争价值观体系,延续了自夏商周与春秋时代的基本方面,已经完成了理论化的总结,已经系统地表现于丰富的兵书与普遍的战争实践中。就其基本点来说,战争价值观主要是三个方面。一则,对战争在国家生存中的地位评判——存亡之道,忘战必危;二则,对两种战争的性质作出了区别——吊民伐罪之义战,抢掠杀戮之暴兵;三则,对战争活动的最高境界有明确认识——止戈为武,以战止战。
其二,国家战略理念是国家推行战争的总体方向意识与总体目标意识。战国时代所形成的国家战略理念,最基本的一点,就是对外战争中自觉表现出来的“强力反弹,有限扩张”战略。强力反弹,就是面对一切不义入侵的强大反击;有限扩张,就是在夺取敌方作战根基后的适可而止,不做无限度扩张。这种极其理性的国家战略理念,是中国古典战争文明的最精华部分。
其三,战争方式对人道主义的实现程度。人道主义在战争中的实现程度,与战争本身的残酷性构成了巨大的矛盾冲突。但是,一个时代的战争实践与战争理念,是否具有特定条件下的自觉的人道主义,仍然是战争文明的基本方面。战国时代有着最高密度的战争,也有着最鲜明的战争人道主义思潮及其历史实践。至少,有四个方面充分表现出来。一则,是以墨家“兼爱”思想为基础,反侵略战争的思潮与实践很鲜明。二则,以“弭兵”思想为基础的反战思潮与反战实践,具有极为普遍的社会基础。三则,反对“杀降”的善待战俘理念,一直是对战争进行历史评价的终极标准。白起、项羽,都因为大规模杀降,被当时社会与后来的历史评判所否定。四则,战争实践中以“义兵”为最高用兵境界,反对杀戮平民,反对劫掠财货。凡此等等,在当时的人类世界都达到了最高的自觉意识。
其四,军队的国家化程度。军队国家化的实质,是国家文明是否彻底走出了私人势力的覆盖,而完成了最高程度的社会化。所以,这是与国家文明发展联系最紧密的战争文明指数。战国时代,各大国的军队国家化虽然有差别,但整体上都实现了军队国家化。秦国的军队国家化最为充分,其次分别为赵国、魏国、齐国、韩国、燕国、楚国。与同时代人类世界的任何其他地域文明圈相比,战国时代的军队国家化水平都是最高的。
其五,兵员征发方式与战争动员方式。就前者说,战国时代已经走出了私家军队时代,也走出了军人贵族征发的特权时代,实现了相对充分的社会化征发,军队构成的贵族化已经成为历史。就后者来说,国家的战争动员方式,已经走出了仅仅面对贵族阶层的狭隘化方式,也走出了强迫下层平民参战的方式,基本实现了依靠国家政策,激发社会适龄人口参战的普遍动员方式。从井田制时代的指定征发,到私田制时代的募兵制,就是这一转变的实践标志。
总体上说,中国战国时代的战争文明,是整个人类古典社会的最高峰。
原典思想大爆炸
1 战国思想大潮的总体气象
战国时代巨浪翻滚的思想大潮,是人类古典文明史上绝无仅有的创造奇观。
一个民族的文明发展,根基在社会实践,灵魂在思想精神。杰出的创造性思想,是一个民族对社会实践进行深邃反思与智慧总结的结果。这种思想一旦传播开来,并迅速见诸社会实践,就会成为推动社会实践向前发展的巨大力量。从一般意义上说,一个民族能够在一个时代涌现出一种具有创造性的思想,就已经是非常优秀了。能够在一个时代同时涌现几种不同流派的创造性思想,那便是历史的幸运了。
前者,近代日本维新思想的涌现,是一个典型例证。
后者,古希腊与古罗马时代的思想家多发现象,是一个典型例证。
但是,在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创造性思想与思想家群体的涌现,却是爆炸式的,井喷式的,丛林式的。其思想家数量之多,其实业研究家数量之多,其独立学派数量之多,其原典著作数量之多,其私学教育之普及,其创意精神之高度,其社会实践之深度,等等一切方面,都达到了整个人类古典文明史令人目眩的最高峰。
这,只能说是历史的神异了。
在整个人类的历史上,这样的原典思想大爆炸只出现过两次。第一次,出现在东方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史称“百家争鸣”。第二次,出现在西方的中世纪末期与近世开端时期,史称“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这两次原典思想大爆炸,都首先推动当时的政治文明实现了巨大的历史性跨越,进而推动当时的生产方式与整个文明,产生了超越式的大发展。虽然,由于历史条件的不同,两次原典思想大爆炸的文明辐射力有着某种差异——中国春秋战国时代原典思想大爆炸的影响力,因当时世界交融程度的限制,主要体现在对当时东方世界的直接影响,以及后来对整个人类世界的间接影响;西方近世开端期原典思想大爆炸的影响力,却借助人类活动的普遍交融,从而普遍影响了整个世界。
从历史的本质方面说,它们的价值是相同的。
从中国文明史的角度说,发生在春秋战国时代的原典思想大爆炸,形成了我们民族最为坚实的文明根基。用今天的话说,真正地夯实了中国文明的生命基础。我们的文明所以五千年绵延不息,成为世界上惟一生存发展在原住地区的原住族群的原生文明,其直接根基所在,正是这场原典思想大爆炸所赋予我们的无比强大的生命力。因此,对那个时代的思想大潮,我们必须摆脱历史烟雾,重新审视,重新评判。
当时的原典思想大爆炸总体状况如何,究竟有多少大家、多少著作涌现出来?
据东汉班固编著的《汉书·艺文志》的整理记载,夏商周截至西汉,华夏世界涌现的全部思想家与实业学问家,共计596家;所撰写的原典书籍,共计13269卷。对这一数字,我们可以循着三个方面的基本评估,理出战国思想大爆炸的总体气象。
第一个基本评估:夏商周三代的思想家很少,经典也只有十数部,减去。
第二个基本评估:西汉学者近百人,其典籍大约两三千卷,也减去。
第三个基本评估:中国前三千年的思想家及其著作,十分之八九属于春秋战国时代。其中,战国时代的思想家及其著作,大约占到了两大时代的五分之四。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对春秋战国思想领域的大盘点是第一次,所以,我在这里将春秋战国当成一个思想历史单元来解析。
根据以上四个方面的基本评估,我们可以作出一个总体评判:春秋战国时代的思想家与实业学问家,大体在400余家,其创造的原典数量,大体在一万卷上下。从文明史的意义上说,这一基本评估,并不需要如何的精确化。不沉溺于历史细节的史料考证,不深陷于具体的细节辨析,而是从历史基本面评判其文明价值,这是文明史开掘发现的基本法则。
上述基本评估的意义,只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鸟瞰式的历史总体图景。
至为遗憾的是,历经秦末大战乱,这些光焰万丈的煌煌巨作经历了空前的浩劫。到西汉政权稳定之时,已经毁灭散落太多了。历经西汉时期的抢救,才保留了有着累累残缺的部分典籍的文本。其中许多原典,人们已经只知道名字而无法寻觅到文本了。后来,又经刘向、歆父子及《汉书》编撰群体的艰难整理,才得以给今天的我们呈现出先秦文献的总体风貌。
两汉学者群对中国文明灵魂的复活,有着莫大的历史功勋。
虽然,历史的伤害是难以弥补的。但是,我们仍然能够从庞大的篇目系统中,感受到那个时代的博大渊深。我们仍然能够从伤痕累累的诸多原典文本、诸多文本名目中,感受到那种令人震撼的思想力量,感受到那种精深的实用研究中的创造性思想法则。
2 春秋战国原典理论的多元化大体系
按照《汉书·艺文志》的整理顺序,我们先来看看战国思想流派的全貌。
需注意的是,下面列出的诸子百家的流派与著作,是我依据当代理念,对《汉书·艺文志》的排列分类作出的重新整理。我的重点,一是呈现相对明确的战国思想流派及其著作的总数量,使我们能够看到那个时代思想群的全貌;二是列出该流派的代表性思想家、学问家,使我们能够记住那些具有不朽意义的历史坐标。基于以上两点,战国思想大爆炸所遗留的文献典籍,全貌大体如下——(1)第一大类:文献研究领域,代表流派6家《汉书·艺文志》将这一领域的研究家及其成果,归于“六艺家”,是自春秋战国到西汉的经学研究流派,总共有103家,研究著作3100余篇,大多都是西汉时期的成果。因为,这种非原创性的经学研究,在儒家独尊之前的春秋战国时代很不发达,大体只有6家,其著作数量也无从考证。这6家是:
易家,是对《易经》的研究,5个流派(家),著作不详 书家,是对《尚书》的研究,流派不详,著作数量不详 诗家,是对《诗经》的研究,流派不详,著作数量不详 礼家,是对《礼经》的研究,流派不详,著作数量不详 乐家,是对《乐经》的研究,流派不详,著作数量不详 孝家,是对《孝经》的研究,流派不详,著作数量不详 (2)第二大类:史学领域,代表流派17家,代表作226卷(篇)
史学领域,被《汉书·艺文志》列入了“六艺家”之内的“春秋家”。这种分类方法,是在西汉独尊儒术之后,以孔子的《春秋》作为史学正宗的开端理念,是对先秦历史学的西汉定位,并不是历史的真相。事实上,春秋战国的历史记载,基本阵地是各国史官组成的职业群体。以此为根基,渐渐扩展于学者个人的历史书写。孔子重新撰写鲁国历史的《春秋》,只是个人书写历史的现象之一。从总体上说,春秋战国的历史书写,始终都是独立存在并具有很大影响力的领域,他们有如下17家——《周史六弢》,春秋史官辑录整理,记东周王室政事,6篇 《周政》,春秋史官辑录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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