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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 作者:孙皓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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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种实际惩罚或精神惩罚。精神约定的意义，在于加强誓约的庄严性。周平王与秦襄公的誓约内容，史料没有具体记载。但是，从历史的逻辑出发，这一誓约的内容其实已经很明白：周平王一定是庄严承诺，只要秦人驱逐了犬戎，则秦在周地为诸侯国。秦人领袖秦襄公，一定是庄严承诺驱赶犬戎，夺回关中，不负上天，不负王室。

    这个仪式，宣告了一个在当时充满神秘感与模糊性的新的大诸侯国的诞生。

    历史告诉我们：秦国的建立，是其后整个五百余年一个崭新的历史元素。

    3.春秋发端期的生产力水平

    周王室东迁洛阳，史称东周。历史，自此开始了一段新的社会涌动。

    宏大、庄严而又充满肃穆感与秩序感的礼治文明，曾经给当时的社会带来了巨大的憧憬，也曾经在后世产生了久远而浓厚的王道崇拜。但是，在当时的现实社会中，它却仅仅走过了270余年的时光，虚幻的光芒便海市蜃楼般消失了，神圣的礼治齿轮便一个个无可挽回地松动了。一条礼治文明的冰河，历经连续不断的动荡，以一场巨大的政治灾难为转折，终于全面解冻了。王权衰微，礼法松动，社会土壤开始发生方方面面的元素变化。

    正是这种发端于王权变化的社会元素变化，使中国文明迈进了一个新时代。这个时代，在中国历史上称作“春秋”。

    周平王之后的很长时段所以被称为“春秋”，源于孔子将自己编写的这一阶段的鲁国国史命名为《春秋》。后世儒家修史，沿用了这一名称，以“春秋”涵盖或代表这一时代。由此，“春秋”成为后世对这一时代的概括称谓。这一点，与此后“战国”名称的出现有很大不同。

    孔子的《春秋》鲁国史，开端纪年是鲁隐公元年，也就是周平王四十三年，公元前722年。终止纪年是鲁哀公十四年，东周敬王三十九年，也就是公元前481年，之间共242年。这一断代法，完全以鲁国历史为依据，必然忽视天下潮流的历史转折，自然不足效仿。

    春秋时代，开始于周平王定都洛阳，是明白无误的。但是，春秋时代终于何年，在当代史学界却多有说法。这是中国历史的最基本问题之一。——关于特定时代的分期问题。从总的方面看，历史分期理论有三种：第一种，古典史学以帝王世系传承的存亡为主要依据的分期方法。依据这种理论，传统史学一直将周代认定为867年。春秋、战国两大时代，只被他们看作是周代历史的两个阶段而已。显然，这是忽视历史本质变化的陈旧历史观，也是没有文明史理念的分期，是不能为我们接受的。

    第二种，近代以来的部分史学家，以当时的研究成果为基础，以客观史实为根基的分期理论。这种方法，曾经纠正了古典史学的若干不准确纪年，但总体根基依然接近于旧传统分期，并无大的理念突破，也不能作为我们的依据。

    第三种，自20世纪40年代末期以来形成的当代分期理论。这一理论的根基点，是立足历史本质的变化发展，以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重大事变为依据对中国历史进行分期。这一方法论与我们的文明发展史理念、文明史坐标理念大体吻合，是我们确定时代分期的依据。

    经当代史学界诸多考证，春秋时代起于公元前770年，终于公元前476年。春秋起年，以周平王东迁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为开端。春秋终年，以齐国田氏封地超过姜氏齐平公国土的重大历史事变为结束；也就是说，以田氏新政权在齐国的实际确立为标志，宣告春秋时代大体结束。再历经73年过渡期，以魏赵韩三家成为正式诸侯国为标志，天下进入战国时代。

    一个栉风沐雨的探索时代，缓缓地拉开了历史序幕。

    对于这个变化发端的伟大时代，我们首先要从文明史的意义上明确：它在生产力坐标上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否则，我们无法深刻理解这个时代所生成的变化潮流。对于这一时代的生产力状况，史书多有基本说法。《国语·齐语》云：“美金以铸剑戟，恶金以铸、夷。”《左传·昭公二十九年》云：“晋赵鞅……遂赋晋国一鼓铁，以铸刑鼎。”《吴越春秋·阖闾内传》云：“干将作剑，采五山之铁精。”凡此等等记载都说明：春秋社会已经进入了铁器时代，生产力有了新的跃升。可是，自近代以来，对中国究竟什么时候进入铁器时代的问题，却有了种种说法。

    在中国古典文献中，铁器出现于春秋时代，有着上述种种相对明确的记载。但是，自以西方理念为根基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成为中国近代科学思潮以来，仅仅以考古发掘论断历史事物之有无的思潮，一度成为绝对化的史学理念。这种理念，就是曾经风靡中国史学界的疑古思潮。这种思潮，对中国古典文献的诸多记录与基本结论，都采取了怀疑否定的态度。其典型的思维方式是：凡是没有被出土发掘证实的事物，古典文献的记载都是不可靠的。这方面的极端例子，是延续至今的以“马镫问题”为依据，而拒不承认魏晋南北朝之前有骑兵的荒诞评判。

    在进入铁器时代的问题上，也是这样。

    可是，这种怀疑与否定，很快就被连续不断的地下发掘推翻了。1931年，在河南浚县出土了商末周初时期的铁刃铜钺、铁援铜戈。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铁器出土越来越多。据不完全统计，截止20世纪90年代，中国出土西周至春秋时期的铁器，共计116件。其中1972年、1977年分别在河北藁城县、北京平谷县，出土了商代中期由陨铁锻铸成的铁刃铜钺各一件，证实了早在商周两代，对自然铁的锻铸与利用就已经成为事实。由此，中国铁器的早期应用与冶铁术的开始时期，越来越趋于明朗。有学者甚至认为，中国冶铁术的出现，应该在西周中晚期，而不是春秋时期。

    在所有出土的早期铁器中，被确证为春秋时期的铁器，有80件以上。其结构成分有四大类型：其一为块炼铁，其二为块炼铁渗碳钢，其三为铸铁与白口铸铁，其四为韧性铸铁。同时，根据其他各种证据分析，史家普遍认为：春秋时代已经有了独立的冶铁工场，或是官营机构，或是私人作坊。铁器的应用以武器、礼器为主，铁农具与日常生活的铁器具也相当普遍，且越到春秋后期越见增多。发掘遗址的分布，则遍布周、郑、秦、燕、鲁、吴、越、楚、蜀等当时地域，而且是南方地域出土铁器最多。

    如上基本事实足以说明：中国在春秋时代，已经进入了铁器普遍应用的时代，生产力的发展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历史水平。正是基于这种新的生产力，当时社会的新兴经济活动与新兴社会阶层才得以出现，社会的松动与变化才成为可能，社会新潮流的涌动才具有了深厚的实际支撑力，种种呼吁变革的思潮才有了实际生发的土壤。

    请注意，在整个世界文明史上，中国不算铁器应用与冶铁术出现最早的国家。大约在公元前1000年，埃及、印度、古巴比伦等国家已经进入了铁器时代。欧洲则直到公元14世纪才出现冶制铸铁。到公元16世纪，也就是中国的明朝时期，欧洲才出现韧性铸铁。这就是说，中国进入铁器时代，晚于西亚、北非、印度等古老国家大约三四百年，但却比欧洲早了两千多年。

    在《吴越春秋·阖闾内传》中，记载了一则美丽动人的故事。

    铸剑师干将，被越国君主限时铸剑，为炼炉中的“金铁不销”焦急。其妻莫邪疑惑，问其故。干将沉痛地说，他想不出办法，只记得当年老师作冶，遇金铁不销，老师夫妻二人纵身投入炉中，方使金铁销融，成就利器。莫邪遂下令三百弟子大力鼓风，烧红炉火，自己则对天下拜，跃身投入了熊熊炉火中。立刻，铁水销融了，神剑炼成了。这两口剑，一口名为干将，一口名为莫邪。

    这是一则古老而美丽的带有传说性质的冶铁铸剑的故事。这则故事，至少让我们看到了春秋冶铁业的三个基本方面。

    其一，那时候的高难度炼铁，具有以身殉炉的炉神崇拜习俗。这种冶炼行业习俗，后来一直沿用到明清时代。虽然神秘，但却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曾经存在过的冶炼方式。而这种神秘传统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则说明我们民族的生产思维方式在古典文明社会，一直没有超出原生文明时代的最高创造水平，也没能突破原生文明时期的基本缺陷，一直在踏步不前，甚或出现了严重的衰落与倒退。

    其二，春秋时代的冶铁业，已经发展到规模很大、组织有序的工场水平了。有史家认为，能以三百人鼓风、装炭，说明冶铁炉很大，已经是早期竖炉的水平了。

    其三，用大型皮囊式的橐龠鼓风，同时集中使用橐龠，是一种对大型炉体送风的独特创造。春秋时代的老子，曾经对这一鼓风器具大为感慨，引申出天地呼吸的哲学想像。老子感慨地说：“天地之间，其犹橐龠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这种鼓风器具与送风方式，一直沿用到近代冶铁业出现之前。这足以说明，它在手工业时代始终保持着最高水平。

    以铁器的生产应用为基础，春秋时代的社会风貌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

    4.社会生活的求变潮流

    春秋社会的变化，无疑首先是从人们的社会生活变化开始的。社会生活的变化，首先是从烦琐周严的礼制崩溃开始的。

    社会对烦琐的礼仪，已经表现出很大的不耐烦。譬如，一次婚礼一千道上下的程式，即或是贵族，也是不堪其累的。仅仅一道初期的纳彩礼，要全部进行完毕，大约得从大清早一直到日薄西山。依据严格的周礼体系，男女婚礼的全过程，要经过六大基本阶段，称为“大婚六礼”。这六礼是：纳彩、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我们作了简单的统计，纳彩阶段有三十多个具体的礼仪程式，纳吉阶段也有三十多个礼仪程式，包括在这两大阶段之中的答谢宴请使者，又有六十多个礼仪程式。其后的纳征礼，也就是行聘礼，有将近三十个礼仪程式。请期礼，也有三十多个礼仪环节。亲迎是最大阶段，仅婚期两日之内便有四百多道礼仪程式。总共统计，大婚六礼要全部完成，需要经过大约一千道的礼仪程式。

    如果再加上每个礼仪阶段的预备程式，以及对所需要的特殊人物与特殊礼物的搜求，譬如使者，譬如活雁，譬如丝绸、佩玉、珠宝等聘礼，这种婚礼无论怎么充满了肃穆与美感，都实在是一场过分奢靡、漫长、艰辛，而又太过苛刻的程式化过程。客观地说，即或是上层贵族，要完整地、严格地按照周礼走完婚礼全过程，也是极难极难的。这里的关键点在于，即或你有足够的财富，你这个人也未必受得了。

    不仅仅是婚礼，只要我们大体读读与周礼相关的文献，我们就会发现，西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着烦琐细致的礼仪规定。不说邦国大政凡事皆有礼仪了，即或人民大众的日常生活，譬如加冠，譬如葬礼，譬如社交，譬如出行，譬如饮酒，譬如射箭、投壶、游戏等，无一不是礼仪重重，严格琐细。而在所有的礼仪中，葬礼与婚礼最为耗费财力与精力。尤其是葬礼，要一直延续三年，对任何人都是巨大的摧残与无情的折磨。

    客观具体地分析这些礼仪规定，许多礼仪即或在今天看来都是有合理性的。譬如前面说到的吃饭时候的许多禁止性要求，都是健康的，文明的。但是，当这些礼仪综合为一个庞杂的大网，进而半强制地覆盖全社会，要求人人事事都要亦步亦趋严格遵守的时候，这种礼仪，事实上就变成了一种非常不切实际的行为教条，人不堪其苦，事不堪其累。正因为如此，礼治从一开始就有着难以全面实现的困难。非但庶民无法认真实现，故有“礼不下庶人”的普遍豁免。即或是贵族社会，礼仪也同样得不到全面认真地执行。

    一个非常贴近日常生活的例子是，贵族每遇饮宴大礼，必在酒案旁设置“玄酒”。

    所谓玄酒，就是清水。也就是说，允许饮宴者以水代酒，或在酒中加水稀释之后喝。为什么会有这种变通？王国维作出了解释，他说：“先王不欲礼之不成，又不欲人以成礼为苦，故为之玄酒以节之。”吕思勉先生也就此事解释说：“人之饮酒，多寡不同，而相饷之爵，大小若一。明亦必和水饮之，而后其礼可行也。”两先生的解释，说明了两则基本事实：其一，人若必按周礼行事，是很辛苦的一件事。其二，只有依据实际情况予以变通，礼治才有延续的可能。

    请注意，上述种种变通，还都是周礼鼎盛时期的情形。到了西周灭亡而东周建立，以王权衰落为诱因，以生产力的发展为基础，社会生活中的礼制就不可避免地开始了全面瓦解。这就是当时社会说的“礼坏乐崩”。

    春秋社会变化的实质发端，正在于这种具有普遍性的礼乐崩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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