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 - 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__6

    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 作者:孙皓晖

    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__6

    系仍然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中，依据《史记》的说法，是“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也就是说，黄帝建立的权力机构还没有固定的都邑治所，走到哪里都要以兵营所在地为权力行使中心。尽管如此，黄帝所建立的第一个具有近古统一形态的联盟权力体系，仍然具有空前完整的结构。

    这种权力体系是极其粗简的，但也是相对全面的。

    最高领袖开始有了尊贵的名号——黄帝。黄帝之下，设立了治民四大主官：风后、力牧、常先、大鸿；再下又设立了春、夏、秋、冬、中五大权力系统，分别以青云、缙云、白云、黑云、黄云名之；以蚩尤为当时（执掌天时），大常为廪者（执掌仓廪），奢龙为土师（执掌建造），祝融为司徒（执掌农业），大封为司马（执掌兵马），后土为李（执掌刑狱），号为“六相”。同时，还设立了监理天下族群的两大监察系统——左右大监。又特设师兵，以为营卫。应该说，最值得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在如此遥远的权力系统中，竟然还有着权力监督、制约、平衡的近古监察系统。这种几乎近于神奇的近古权力设置，不能不使我们发出由衷的赞叹！

    当然，这些官员群的职责划分，一定是模糊而笼统的。官员也未必全部是职业官吏，许多官员很可能是半职业性的。但是，这毕竟是中国近古社会最早的天下联盟权力，是后来国家时代的雏形。其间最主要的标志，是黄帝有了初步稳定化的军队——师兵，联盟权力有了某种形式的强制力量。所谓师兵，是以轩辕氏族群人口为主要组成部分的、隶属于最高联盟领袖的武装力量。这种武装力量，很可能还没有固定的形式，也还没有职业化，还是有事则聚、无事则散，不能算是常备军。但是，就其服从联盟最高领袖的号令而言，这种时聚时散的武装力量，仍然使最高联盟的权力具有了相对强大的威权性。

    （2）黄帝时代的社会大创造

    社会的稳定与大联盟权力的建立，使中国近古文明发生了一次巨大的历史性跨越。文明跨越的具体形式，是产生了一系列的社会大创造。

    这一时期的社会大创造，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具有具体功能性质的社会发明，譬如早期的文字、音律、算数、历法、度量衡，等等。

    另一类，是具有整体功能性质的社会规范创造。譬如人与人之间最早的交往规则——五礼；譬如排解纷争方面的最早规则——象法，后世史书称其为“五常之刑”等。实际上，这就是被现代法学理论认定的早期习惯法。在惩罚罪犯方面，开始有了最早的意象牢狱——用种种方便物件围起来的圈禁场所。后来，这种意象牢狱的象征物开始固定化。在殷商早期，成为用麻布围起来的帛牢；在周人早期，则成为画地为牢。

    （3）文明跨越的基本标志：黄帝时代的器物发明高潮  中国的历史意识，将许多器物的发明权都堆积在了黄帝身上。虽然其中不乏附会之说，禁不起认真考察。但是，就大的方面而言，黄帝时代确实是近古之世的一个发明高潮期。举凡当时人群生存所需要的基本器物，那时都被创造出来了。

    其中，最重大的技术推进是筑城术。据当代考古发掘证实，埃及南部地区发现了距今七千年的古城遗址，叙利亚发现了距今五千余年的古城遗址，湖南澧县发现了距今六千年的古城遗址，河南郑州西山发现了距今五千余年的古城遗址。凡此等等，都说明黄帝时代的筑城术，很可能是对更早的造城术的一种重大改进，而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发明。但是，作为最高联盟权力的筑城，却无疑是首次的，它对于近古社会的影响力无疑是巨大的。

    另外，衣、食、住、行与生产、军事方面的许多基本器物，在这时都被创造了出来。衣裳、车、船、地面房屋、弓箭、大皮战鼓，以及具有生产技术意义的养蚕、织帛等，都在黄帝时期发明了出来。

    回望近古英雄时代，尤其是黄帝时代，其文明历史的意义主要在于三个方面：其一，我们的先祖族群在那个时期走出了朦胧模糊的远古传说时代，并确立了中国早期文明的坚实起点；其二，黄帝时代成功消弭了近古社会的无序大争夺，完成了中国近古族群最早的秩序大聚合，成功避免了近古族群在自相残杀中同归于尽，给我们的文明成长夯下了最为广阔的根基；其三，黄帝时代是中国近古文明的第一个原创时代，文明社会持续发展的基本要件，大体都在这一时代被创造出来了。

    但是，我们还没有进入国家时代，近古文明依然是不成熟的文明。

    百年治水：走出洪荒时代

    1.关于中国洪水时代的真实性

    在世界许多民族的遥远记忆中，都曾经有过关于洪水大灾难的种种传说。

    中国古文献有四种基本说法。《五帝本纪》云：“汤汤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其忧。”《夏本纪》云：“当帝尧之时，鸿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其忧……皆服于水。”先秦文献《孟子》云：“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逼人，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山海经·海内经》则说：“洪水滔天。”

    以《创世记》为代表，西方神学界的传说是：洪水曾经布满全部大地，甚至淹没了最高的山脉，淹死了差不多全部的人类和禽兽。非洲尼罗河流域的埃及民族，也有远古大洪水的传说。两河流域的古巴比伦民族，也有远古大洪水的传说。

    对远古洪水的真实性，现代研究的评估，大体分为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对西方洪水传说的分析评价，中外学者大体都是否定的。

    专门研究洪水神话的英国学者富勒策，在其《洪水故事的起源》中说：

    所有的此类传说，一半是传说的，一半是神话的。就它们保存实际发生过的洪水的记忆而言，它们是传说的；就它们描述从未发生过的普遍世界的泛滥而言，它们是神话的。我们可以具有相当把握地宣布，它们是假的。

    中国的远古史研究家徐旭生，在其《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中提出：

    18世纪及19世纪前半的神学家们，往往主张这一种说法。这一类的大变化，即或发生过，也是在古生代、中生代，或新生代前期。它们离现在或超过十亿年，或已经几亿年。可是我们人类的出生，仅在新生代后期，距现在不能超过一百万年。当日还没有人类，怎么能有遗事的流传？所以，这一类解释很不适当。

    第二种情况，对中国远古洪水史料的评价，中外学者基本都是肯定的。

    汤因比在其《历史研究》中说：

    远古中国所要应付的自然环境的挑战，比两河流域和尼罗河流域的挑战要严峻得多。人们把它变成古代中国文明摇篮的这一片原野，除了沼泽、丛林和洪水的灾难之外，还有更大得多的气候上的灾难，它不断地在夏季的酷热和冬季的严寒之间变换。黄河流域创造了文明，是由于他们遇到了一种挑战……在文明的起源中，挑战和应战之间的交互作用，是超乎其他因素的一个因素。

    徐旭生先生更为具体地论证了中国近古洪水灾难的真实性，他提出：

    我国洪水发生的时期相当明确，大约不出公元前三千年的后期。……注意到当时的人民尚未发明掘井技术，必须逐水而居，雨量稍大，即成灾难。同时，当时已经是农耕社会初期，淹没长期火耕才能获得的土地，淹没历经艰难才能积累的食物、衣物、房屋、牲畜，以及打造出的石器木器农具等，损失的巨大，对于人民印象的深刻，会超出畜牧社会很远……传说中间所涵神话量的多寡，与每一部族人民的幻想力发达的高度为正比例。我国人民性情朴质，幻想力不够发达，所以他们所保存的传说，离实在经过的历史还不很远。

    卡尔·魏特夫在其《东方专制主义》中明确认为：中国文明的起源，在于大河流域在远古时代的大规模治水。

    可见，极其重大的洪水灾难，是近古中国社会的真实历史。

    我们的祖先，是以什么样的姿态迎接这场空前巨大的灾难呢？

    2.大洪水初期的经验式应战

    要解密中国近古文明的历史跨越，就必须解密中国远古时代的治水历史。

    我们先来看看，中国远古的洪水灾难与治水历史，究竟有多长时间？历史的记忆是：洪水从尧帝时期开始发生，历经了尧、舜、禹三代近古政权。传说中的尧帝，活了117岁，在位98年。其中后28年，尧将帝位禅让给了舜。那么，尧帝的有效在位期，就是将近70年。从尧帝曾两次主持遴选治水领袖的事迹可以推定：大洪水的发生，至少在尧执政的中期就开始了。也就是说，尧帝时期的洪水灾难，至少有30.—.50年。

    其后，舜代尧政28年，称帝39年，共有67年。这67年，无疑都是洪水期。

    大禹受命治水，开始于尧逝世之后舜对禹的任命，用去了13年。但是，治水成功时舜帝还在。所以，这13年应该统合在舜帝执政期内。如此，尧帝30—50年，舜帝60余年，洪水肆虐与艰难治水的历史，大体是百年上下。

    如此一个数字，足可以使我们将那段伟大的生存奋争称之为洪水时代。

    那么，这百年上下的伟大治水，我们的先祖族群是怎样走过来的呢？

    （1）洪水时代的第一个治水英雄：共工氏族群

    共工其人，《山海经》说是炎帝列山氏的第六代孙。《五帝本纪》正义则说，共工是穷奇族群的首领。在《史记·五帝本纪》中，这位共工曾经被举荐为尧帝的接班人，举荐人是浑沌族群首领  兜。可见，共工在当时已经是很有威望的特大族群的首领了。但是，

    兜这一举荐，遭到了尧帝的拒绝。后来，

    兜又再次举荐共工做一件大事，但史书却没有明确说是什么事。依据《五帝本纪》的文本逻辑，并与后世文献《国语·周语下》记载的“共工……壅防百川”相印证，这件大事应该就是主持治水。

    让我们摆脱文字考据，大体系统地呈现一番第一次治水的人选决策与经过。

    兜举荐共工做治水领袖，尧帝拒绝了，却将主持第一次治水的任务交给了职司工程的高层官员——工师，而只指派共工做了“工师”的辅助者。但是，作为拥有人力资源的共工，一定在治水期间起到了主导作用。作为官员的“工师”，在那个时代是无法与特大族群的首领抗衡的。因此，后来因治水失败而获罪的，不是“工师”，而是共工。依据史书记载，治水之中，“共工果淫辟”。也就是说，共工在治水中又犯了老毛病——不诚实，走邪路，并很顽固地浸淫于此道，不听“工师”号令，或者自作主张。

    必须留意的是，《五帝本纪》的这种叙述方式与评价基准，是西汉史家以成败论人论事的传统笔法。分析当时的实际情形，参照后来的文献记载，共工氏所以能被尧帝不得不任命为治水副手，不是有什么老毛病，而恰恰是有曾经治水的实际经验。

    那么，这种被后世史家看做“淫辟”走邪路的治水经验，究竟是什么呢？

    古文献《国语·周语下》，揭开了这个古老的谜团——周灵王二十二年，也就是公元前550年，周都洛阳发了大洪水，几乎要淹没王宫。周灵王立即下令修筑堤防，堵塞水流。太子晋听到消息，立即前来劝阻。劝阻的理由就是：五帝时期的共工曾经以堤防堵塞水路，但是遭到了惨痛失败。太子晋的说法是这样的：远古圣王时期的久远传统是，“不堕山，不崇薮，不防川，不窦泽”（不削平山头、不填高洼地、不修筑堤防、不堵塞湖海，一切水流都听其自然）。可是，这一古老的圣王传统，在共工治水时却遭到了巨大的破坏。共工放弃了这一圣王之道，壅防百川，用堵塞之法防备水患，削平了山头，填高了洼地，给天下造成了极大的祸害，以致“皇天弗福，庶民弗助，祸乱并兴，共工用灭”，总之，后果极为严重。

    显然，所谓共工的“淫辟”邪路，就是“壅防百川”，以修筑土堤的办法堵塞水路。

    后人与今人的实践已经反复证明：在洪水不是普遍暴发且规模不大的情况下，修筑堤防无疑是有效的。共工的“壅川”治水之法，一定是曾经在大洪水灾难到来之前的中小型治水中取得了相当显著的成效，否则，不足以成为该族群坚定信奉的成法，更不足使后来的治水领袖再次效法。

    结果是毋庸置疑的，共工治水失败了，被流放到了北方幽州的荒野地带。

    壅川之法的第一次失败，说明了从尧帝时期开始的百年大洪水，确实不是寻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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