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唐 - 第一卷：混沌的时代 第一章：穿越者（2）

    当浑身是血的李文革被年近花甲的观察大人亲自背回府中的时候，阖府的奴仆们以及李彬的一子一女三名幕僚都被眼前的景象震撼了。李文革在李彬的卧室里整整躺了十几天，这些日子除了李观察自己每日前来探视他的伤势之外，众奴仆更是将李文革当主人一样供奉，伺候得无微不至。
    谁也想不到李文革瘦瘦小小一个人，竟然能在那样的时候变成一个杀人的魔王。
    连李文革自己都没有想到。
    跟随李彬出府的时候，他完全不知道将如何应对这场历史上并无记载的变乱。或许是街市上惨烈的呼号和熊熊的火光刺激了他，又或许是来自文明社会的道德良知让他对乱兵的兽性忍无可忍，当一个乱兵用削尖的木棒插着一个尚不足月的婴儿挥舞着示威的时候，李文革只觉得一阵热血涌上了头部，这个乱兵成了他短刀下的第一个亡魂。
    看着李福那近乎战栗的恐惧目光，躺在床上的李文革终于确信，这个可恶的管家未来再也不敢欺压自己了。
    养伤的李文革比较挂念的一件事是李彬的赏格究竟能否兑现，一百亩坡田和两百贯铜钱是一笔不小的财富。虽然李文革并不会耕田，但是他却希望自己能够用它来回报和帮助那些曾经有恩于自己的人——他已经决定要分五十亩田给李护儿。
    然而令他出乎意料的是，还没等他爬起床来，李彬就带了一张质地相当不错的麻纸来到他养伤的卧榻前，这张纸上写着一行简短的字句“授州氏名者彰武军陪戎副尉秩从九品下，敕，大周广顺元年二月初四。”，下面是密密麻麻的具署签名，从中书的房官直到兵部的郎中、员外郎，应有尽有，具名的人中官衔最大的是兵部侍郎陶谷，在麻纸的中下部盖着一枚鲜红的印章，李文革到这个时代只有一年，虽然大多数通用的繁体字已经认得差不多了，但对印章上的大篆还是有些陌生，看了半晌才模模糊糊地看明白印章上刻的是“尚书兵部告身之印”八个字。
    “陶秀实也是关中人，诗文做得平平，为人却也还厚道，这样的敕牒，从陪戎副尉到致果校尉，兵部共发了三十六份给延州节度。”李彬一面当着李文革的面研墨一面用十分平淡的口气说着。
    李文革完全无语……
    陶谷……《风光好》的作者，如果说他的诗文都只能算“平平”，在李彬眼里究竟什么样的诗词才算是“比较好”的呢？
    不过他没心情想这些了，李彬的意思已经再明显不过了，李文革前世虽然并不是历史专业，好歹历史论坛泡了有四五年的时间，“敕牒”这东西是什么还是知道的。
    这是中央政府给各级官员签发的委任状，由中书拟具，尚书签发，空白的地方是留给地方藩镇填写人名用的。
    李彬说兵部发了三十六份这样的敕牒来延州，也就是说，中央政府分给了彰武军三十六个不同级别的军官名额。
    只不过，按照道理，这东西理应在彰武军节度使延州之主高允权的手上，李彬区区一个七品判官怎么会有这东西呢？
    似乎知道他胸中的疑问，李彬一面拿起毛笔蘸墨一面语气十分轻松地说道：“这样的文书老夫手中有六份，高侍中年初便要我具名推荐，我也一直想举荐几个武出身，奈何一直未得其人，你是第一个！”
    高侍中就是高允权，这一年的年初，郭威在汴梁登基称帝，建立大周，改元广顺，一向作为延州藩镇和中央朝廷之间联络人角色的李彬继四年前出使河东之后再度出使开封，向郭皇帝献上了延州藩镇的敬奉表章，换来了三十六份武官敕牒告身文书，并且额外为高允权请来了检校太师和侍中的册授。因此自年初开始延州藩镇上下一至改称高允权为“高侍中”。
    就在李文革发怔的空挡里，李彬落笔下字，在敕牒上填下了“赵州，李文革”五个字。
    关于自己那莫须有的身世，李文革当初刚刚获救时颇费了一番苦心，他之所以把自己的祖籍设定在河北赵州，倒没有什么特殊含义，仅仅因为李是赵州这个地方首屈一指的大姓，枝枝蔓蔓实在太多了，毕竟几百年前“赵郡李”可是个令大唐开国的几代帝王们都又羡又妒的响当当名号呢！
    至于族氏宗谱——四年前契丹铁蹄南下，族人被屠了个干干净净，自己一个人孤身逃了出来，如今在世上已然是穷竭一身举目无亲了。
    这也不算说谎，在这个时代，李文革绝对称得上举目无亲，连他的十八代祖宗都还没出世呢。
    李彬填好了敕牒，平铺在案子上晾干，随手又抽了一张纸出来——那是印着李文革鲜红手印的卖身契，当着本主的面，李彬将这张质量粗糙的纸撕得粉碎……
    “李文革，这是老夫最后一次直呼你的名讳，自今日起，你不再是李某人的奴仆，不再是卑贱的等下之人，你是我彰武军的队官，是延州节度辖下的陪戎副尉！”
    这是李彬离开李文革的“病房”时对他说的最后一句话。
    李文革就这样成为了延州藩镇的一名军官。作为一名九品武官，李文革开始拥有自己的月俸了，理论上，从九品武官的月俸有三十石，按照这个时代那高得离奇的米价，刨去单领的酱菜和食盐之外，换算成铜钱应该有十八贯之多。对于李文革这样一个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饿的单身汉而言，这已经是极大的一笔财富了。
    然而实际上李文革每月拿到手中的只有不足两贯铜钱，当然，这点钱也足够他把自己喂饱的了，这时候的李文革开始有点理解这个时代的军队为什么动不动总要闹哗变了，这么一点微不足道的钱，就连军官们养家糊口都很困难，更不要提那些饷钱远低于军官的士兵们了。
    衣食足乃知荣辱，在吃不饱饭的情况下，任何对士兵的军纪要求都是苛刻而不实际的。
    像李文革的时代那支长途跋涉两万五千里为信念和信仰而战的红军，绝对属于超时代的产物，在文化水平相对低下的时代里铸造出一支这样的军队是不可想象的，只能说，那个时代的某些人的能力超出了正常逻辑的判断范畴。
    因此延州藩镇的士兵军纪差就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了，市面上的公开抢劫几乎每天都在发生，延州的军法机关和御史监察机关对此抱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军官们的收入微薄，因此在军队中杜绝贪污腐败几乎是不可能的，延州几乎没有不吃空额的军官，延州节度府对这种情况并不禁止，这种文化自中唐以来已经盛行了将近两百年，对于一种已经延续了两个世纪的顽固习惯，任何人去撼动它所需要的都不仅仅是勇气。
    唐末以来关中兵祸连接，本来人口便一直在减少，延州的情况更为特殊，自从北面占据四州之地的党项李家兴起之后，这块原本算是关中膏腴之地的土地便开始面临严重的军事威胁，数十年来中原王朝轮替军阀争战，石敬瑭活着的时候对这片地方还算有点控制力，但是自从契丹铁蹄南下黄河，五年来党项的活动大大加剧，几乎每年秋高马肥之际党项人都会大举南下，抢夺延州农民辛苦一年的劳作果实。
    这种年度劫掠与契丹的打草谷并不相同，朔方军冯家和彰武军高家是党项劫掠的主要目标，这种劫掠的目的并不是非计划性纯粹抢劫，当向人每次南下，除了精锐的骑兵部队之外，总会裹挟大量的汉人奴隶，这些奴隶会成片成片抢割延州的农民们还没有来得及收割的庄稼，这些粮食对不事农耕的党项人而言是必要的过冬物资。
    朔方冯家的军事武装相对强大，有着将近万人编制的作战部队，即使是在关中地区所有的藩镇当中，冯家也是首屈一指的。但是延州高家就要相对若得多了，彰武军全军兵力不过两千人出头，作为传统的延州军阀，高允权并非不想扩充自己的军事实力，如果没有党项的威胁，这或许不算什么难事。延州十个县，总人口将近三万户，供养一支五千人的军队还是绰绰有余。但是在党项人的威胁下，延州的所有农户都人心惶惶，每年都有上千户农人抛弃家园南逃，成为流民。
    没有足够的粮食储备，高允权的扩军计划只能是纸上谈兵。
    这也是延州节度府不肯给军官和士兵发足额饷俸的原因，关键时刻没有必要的物质刺激，根本没有士兵肯上战场去卖命。然而事实上讽刺的是，越是这样，彰武军的战斗素质下滑的就越快，彰武军在战场上见到党项人的骑兵就立即崩溃的事情已经发生了不止一次了，最近一次带队的军官们甚至连城门都不愿意出，被彻底激怒的高允权停发了全军的月俸，于是引发了广顺元年八月的兵变。
    彰武军目前编制了五个营的作战部队，每营编制了五个队，每个队编制兵员五十人，加上每营隶属的斥候队和直辖于衙内指挥使的斥候大队，理论上应该有一千六百人的正兵。
    但是实际上，彰武军五个营的总兵力也就是一千人出点头，将近六百人的空额被各级军官吃掉了。
    按照标准配置，每个队都设置一名仁勇校尉作为队正，一名陪戎校尉作为队副。
    但是实际上，目前彰武军每队顶多有一名陪戎校尉作为队正，只有不到半数的部队配置了队副，而这些队副全部没有军阶委任。
    李文革被衙内指挥使司分配到了左营丙队，不是做队副，而是直接做队正。
    原因很简单，左营丙队此刻还没有队正。
    左营丙队的队正，一个叫做丘胜得的陪戎副尉，在八月兵变那天被李文革当街刺杀。
    于是，后周广顺元年九月，李文革身披李彬赠与的铠甲来到了彰武军左营丙队，正式就任该队队正，这也是彰武军建军以来丙队的第三位队官。